我紧张得要命。一百万美元啊。即使在那个时代也是一大笔钱，其中10%归我，这样的收入可是前所未有。此时我的收入已是当年做《全景》周刊的好莱坞记者时的15倍，还有慷慨的个人花销补贴。我把归我的佣金存进我的安特卫普银行账户。至于其他的钱，我想尽快存进一家免税的日内瓦银行。我们公司的总部就设在日内瓦机场附近的一个豪华办公区，在平坦的楼顶上，巨大的、用灯装饰的IIC标志离得老远就能看见，从事人们常说的—销售业务。大楼里主要的 IIC办公室实际上只是一个小房间，只有一部电话、一张桌子和两张廉价的“宜家”牌子的椅子。 我们总裁做事雷厉风行。他向当地最好的熟食店订了三十份火腿奶酪三明治（公司里的女打字员和女秘书也要跟着旅行），与一家满足本地商业社区需求的飞机租借公司谈妥租用飞机事宜。不到半个小时，一架外形优美的“利尔喷气”就载着我们从安特卫普飞往瑞士。走私钱容易得就像运送苹果馅饼。我把成捆的钱塞进一个带轮子的“新秀丽”名牌手提箱里，箱子沉重，简直就是一路推到了飞机上。 箱子在铺柏油的碎石路面上咯咯咔咔顺利前行，因为私人飞机在任何地方都易于逃避边境监控规定的管束。飞机驾驶员所需要提交的就是一份署名的声明：据他所知，登机的人中没有人患有传染性疾病。我们的航程不到一个小时。我们从机场乘出租车去了日内瓦四百家银行中的一家，把钱存进了一个瑞士编号的账户。不用说，这笔钱就永远销声匿迹了。 到达一个小时后，我们挤在总部那个房间里准备用午餐。咖啡和威士忌都端进来了，可没有三明治。 “该死的！我们忘了取三明治了！”一个秘书嚷道。 IIC总裁只是微微一笑。“没问题的。”他说着抓起了电话。他通知我们的飞行员飞回安特卫普，乘出租车去那家熟食店取火腿奶酪三明治，然后尽快把它们带回日内瓦。 “在瑞士他们不卖火腿奶酪三明治吗？”我问。 “哎呀，看你说的，”我们的总裁喊道，“这些三明治是付了钱的！我们不该把它们扔下不管是不是？” 私人飞机的租金可是每天35000美元的费用啊。 一个半小时稍过一点，飞行员拿来了我们的午餐，用胶带缠在一个纸制托盘上。此时咖啡已经凉了，威士忌酒已经喝空了。三明治味道不错。它们太不同凡响了。它们也是我吃过的最昂贵的火腿奶酪三明治。 我仿佛坐上了游乐场的滑行轨道，即使我想从上面下来也下不来呀。奢侈的生活乐趣无限，投资的金钱滚滚而来。我给自己买了一幢位于米德尔海姆雕塑公园对面的别墅、一辆不是最贵的次等贵的汽车和一块卡地亚金表，但钱还是花不完。 我清楚地记得我第一次去拜访一位可能的买主，那人不仅对达利、还对钻石和美国房地产感兴趣。为国际投资俱乐部工作的一位金融顾问陪我一起去。这个家伙一星期七个晚上都去参加世界各地稀奇古怪的晚会，全欧洲自不必说，还有美国的甚至日本的，目的就是要结识富人。他人生的全部意义就是去搜寻拥有太多钱财的人们。 “我们走吧，”他说，“我们要去榨干他的睾丸。你会为干这种事趣味无穷而感到惊讶。” “榨干他的睾丸？我们怎么做呢？” “容易得很。抓住了一挤，然后猛地一拽。”
每个月，我都把五十万投资的美钞塞进一只免税商店的购物袋里，钻进我的车，开着车满欧洲转悠，从巴塞罗那到巴塞尔到科隆到阿姆斯特丹，在各个边界的兑换处，把美元换成西班牙比塞塔、瑞士法郎、德国马克和荷兰盾。这就是警方所说的洗钱。只有一次，法国宪兵拦住了我。幸运的是我设法为自己开脱，免去了大麻烦，因为在法国洗钱可以判处10年监禁，而且没有缓刑。 在巴黎，我买到一幅非常大的达利油画《委拉斯凯兹画室里的扭摆舞》，非常暗，呈棕色，脏兮兮。据说它描绘的是几张扑克牌。假如我以很快的速度连续眨几下眼睛，这些纸牌就开始跳流行一时的扭摆舞。至少这幅画有点想法。在我买了它之后，我连着几个星期不断地眨眼睛，可我却再也看不到那些纸牌跳舞了。是什么给了达利灵感，促使他画了《委拉斯凯兹画室里的扭摆舞》呢？这幅油画标出的时间是1962年。那一年，恰比·切克的《扭摆舞》在美国唱片销售榜上排在第一位，还赢得格莱美最佳摇滚表演奖。达利懂得如何显得很现代，如何与市场保持同步。 每次狂购乱买之后，我回家时车后行李箱里都塞满了达利的水彩画、小幅油画或铜版画、水晶玻璃雕塑和超现实主义达利铜马，重量几乎有1吨。那幅《扭摆舞》不适合装在行李箱里，得靠船运才能送到总统大厦。这些新进的货还是不够用，我需要更多的东西。为了在艺术世界把生意做大，我必须成为批量供货商。一幅素描、一幅水彩画什么的有时起不了作用。客户们排队等着，拼命想把他们辛苦挣来的灰色收入或黑钱处理掉。他们不想纳税，他们对银行不信任，他们为处理掉这些钱寻求帮助，而我真心地乐意帮他们的忙。 在一本国际艺术杂志上，我读到一篇关于某位有名望的法国商人的文章，这位商人与萨尔瓦多·达利和他妻子加拉签下了独家制作印刷品的协议。我穿上全黑的套装、带硬领的白衬衫，系上色彩斑斓的领带。我口袋里装满了不同面额的钞票。我跟他预约会面时间，然后坐上了去巴黎的快车。 对一个商人来说，即便是法国商人，吉尔伯特·哈蒙在塞纳大街的仓库也太寒酸了。这地方年久失修。哈蒙并没有在街面低层开一家高档艺术画廊，却开了一家快要散架的店铺卖二手冰箱。吉尔伯特· 哈蒙原来是矮个儿、胖圆脸的人，待人非常友好。他的衣着破旧得犹如他的仓库。 “我需要达利的作品，”我对他说，“许多的达利作品。” “你带现款来了吗？” 我把口袋里的钱都掏了出来。 “你需要多少印刷图片？” “一百？一百五十？三百？数量上会有问题吗？” “问题？有什么问题？毫无问题。什么问题也没有。” 他把我带到仓库后面遮住窗户的保险库。一扇钢门上链条呀锁呀插销呀各就其位。他掏出一串钥匙，至少用上五把不同的钥匙才打开了钢门的锁。他拉了一下悬在半空一个灯泡的链绳，保险库被照亮了。这里有小型的体育馆那么大，而且整洁得令人难以置信。俯视街面的窗户都关死了，并遮得严严实实。在老式木制货架—人们称之为“欧式货架”上，堆放着群山一般的纸张。各种类型的纸张，其中大多数是Arches型、Rives型和Jap·n型。我知道Arches型是法国制造的纸张，它呈温和的白色，具有平滑的表面，上面还有隐形的点状图案，非常适合于复制艺术品。跟Arches型一样，Rives型也是法国制造的，这种绒面纸张含100%的棉，最适合用于平版印刷乃至炭笔素描；每张纸上都有厂家水印凹凸标准印章。Jap·n型（法文的“日本”），是一种薄薄的、半透明、缎子结构的宣纸。据说这种纸能在一百年间崭新如初。质量上乘，至少纸张是上等货。
“它们在那儿呢。我的达利作品，”哈蒙说，“有30万件。足够满足你了吧？” “它，它们是什么？” “印刷品，”哈蒙说，“是用老式机器印制的艺术印刷品，上面都有亲笔签名。 每一版限印900张，其中20张有艺术家的证明书。尽管从理论上说你可以无休止地印制这样的东西，但印版已经磨损了— 坏掉了，因此画面不能再印了。虽说它们是批量印制的—要知道印刷品在19世纪就如同今天的录像带，但每个画面都忠实于原作，都是与如今挂在一流博物馆的达利真迹很接近的复制品。夏威夷和加利福尼亚的美术画廊以每幅4000美元的价格将它们出售给美国的内外科大夫和牙医。想一想吧。” 我拿出放大镜，近距离仔细察看这个用纸张堆起来的喜马拉雅山。 它们不是原作，无法乱真。这些所谓的印刷品并不像旧时代绘制在石灰岩上和手工复制在印版上的那种东西。它们实在是工业化、商业性的彩色印刷品，很一般的四色复制品。这种东西可以印上几百万张。 对于艺术品购买者，在仿真印刷品和四色复制品之间并非仅仅存在词义学上的区别。前者也许具有实在的价值。暂且不论艺术家的才华如何，反正后者总是没什么价值可言的。我并不擅长数学，但也很快作了一次计算。“30万张印刷品乘以每张的价格4000美元。整笔生意的总额超过10亿美元！”我说着挠了挠头。这是一笔令人头晕目眩的钱数。 “不错，现在多拿出点现款给我看看吧。”哈蒙平静地说。 “我就不能去买假冒的达利印刷品？” “假冒的达利印刷品？从没听说过有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的。每一件达利印刷品都有我亲笔签署的鉴定证明，还有达利的业务经理穆尔上尉的签名或者达利本人的签名。有了这样的鉴定证明，连最水的达利印刷品也能成为达利的真迹。” “我要200件。” “只要200件？”哈蒙显得很失望，“像个男人吧，要2000件吧。” 他说。 我叹了口气，“那么，好吧。” “干得好，”哈蒙说，“你知道你来对了地方。我是欧洲唯一正式的达利印刷品经纪人，代表我的公司—文艺和技术公司。我获得了 50多幅达利最具超现实主义特征画面的全球复制权。我的同事是达利的密友。他自己与达利连署我所有的生意合同。他不仅是达利的密友，还碰巧是加拉的情人。你知道加拉是达利的妻子吗？作为达利正式承认的经纪人，就那些限量版而言，我把自己看做是达利在全球的代理人。来自美国、日本、德国、法国，甚至达利的祖国西班牙的艺术商人，凡想要达利亲笔签名的印刷真品，都得来敲我的门。难道这生意还不够大吗？” 我转动着眼珠。“达利现在已经70岁了，”我说，“等他老得不能再在你的印刷品上签名了，那事情又会怎样呢？” 哈蒙耸耸肩。“没关系的，”他说，“我跟达利的合同规定他可以用带有他拇指印的印章来作真迹鉴定，这个印章复制在每幅印刷品的右下角底端。按照这些合同，这个拇指印章等同于他的签名。你知道，我必须脑筋活络地在艺术品买卖中生存下去。几年前，我只卖冰箱和洗衣机。现在我也卖达利作品。你说说真心话吧，一幅达利的作品与一台洗衣机有什么不同吗？没什么不同。生意就是生意，交易就是交易。现在该多给我一些钱了。跟你说话得费时间，而时间就是金钱，没有金钱，就没有买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