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菲格拉斯有个家之外，阿娜在比利牛斯山斜坡上的阿古拉纳山村里还拥有一座房屋，那里靠近加泰罗尼亚的自治城市拉琼奎拉和法国边界，菲格拉斯以北15公里左右。她说我们要去那儿，她想给我看点东西。我们开车去阿古拉纳。我突然感觉不知身在何处了。村庄里没有电和自来水，只喝井水，那里没有商店。除了外观粗陋的罗马风格教堂里的蜡烛和彩绘玻璃窗，村庄里就没有什么色彩了。原本丰富的形状在这里简化成了大块实体、切割得很难看的条和块，还有尖角状，这里的一切—石板瓦灰色房屋和卵石铺的街道，都是黑白灰这样单调的颜色。我们来到了中世纪。
从地图上看，比利牛斯山另一边离得最近的村庄是塞瑞特，那是毕加索开创立体主义①的地方。塞瑞特不仅是立体主义的诞生地，还以出产浆果闻名—这个村庄自造浆果啤酒、浆果红酒、浆果馅饼、浆果糖，甚至还有浆果汉堡包，同样出名的还有香气扑鼻的卡维隆甜瓜。但在阿古拉纳不产这种甜瓜，也没有浆果。这个村庄气氛阴沉，呈立体主义风格，而且破烂不堪，活像表面粗糙的拼贴画。在当地名叫“合作社”的咖啡馆里，村民们喝着酸红酒和搀了甜白兰地的浓咖啡（被称为“卡拉切诺”），玩着台式足球。那根原来用于操纵守门员的杆已不知去向。饱经风霜的木制足球运动员有的漆成白色，有的漆成蓝红两色，表明对阵的是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这两家俱乐部。
阿娜在一条僻静、肮脏的街道边停了车，来到一座简朴的房屋前。她上前去敲那扇粗糙的、没上油漆的木门。我可以听见院子里地狱般的喧闹声，饲养的猪发出尖叫，几只公鸡暴躁地啼叫。到处是势不可挡的粪肥的恶臭。我捏住鼻孔，感觉就像《教父》第三集中，阿尔·帕西诺饰演的唐米歇尔·考莱恩第一次拜访他祖先居住的西西里村庄。在那一时刻，我惯常的生活离得不能再远了。门半开着，我们进到里面。一个头戴扁平黑帽子的老头衣服齐整地躺在非常陈旧的床上，呼噜打得如同柴油机发动一般。他的脸挺像一个面具。母鸡在床垫上到处踩踏，想找下蛋的理想地点。床的下面，兔子睡在稻草窝里。房间没铺设地面，只有堆积的黑土。我们走进去的那一瞬间，老头从床上跳起来，拨弄一下壁炉里的火。然后他将几只橘子切成两半，扔进咝咝作响的平底锅里，再加入满满几勺粗制食糖。
“你们不介意我做些家制柑橘酱抹在吐司上吧？”他问道，在一根木棍上串起几块陈面包。
阿娜介绍那老头名叫乔瑟普。她告诉我他有70岁了。
他的模样像是有二百岁。
等乔瑟普吃完了早餐，我们跟着他去建在山上的一座传统式样两层的石屋，它处于村庄的边缘，部分已经过修复。它算不上孤零零，只是非常幽静。房子内部铺了瓷砖地面，每个房间都有壁炉。一个熟铁的蔓棚通向一个围起来的独立后院。我们周围都是盘根错节生长着的葡萄园，越过山丘，在山里延绵，伸展到我们视野所不及的地方。葡萄园的上面呈现比利牛斯东部山地的壮观景象，以及积雪覆盖的卡利戈峰—将近三千米高的顶峰。我们穿过的一个荒芜的花园里，长着一棵树根盘绕的老石榴树，沉甸甸的厚皮里葡萄一般大的石榴珠有一股浓浓的酸味。
这房子有好些年没人住了。它昏暗、阴冷、潮湿，有一股樟脑丸的味道。我打开柜子看看，看到的有式样早已过时的套装、男人的衬衫、穿破的皮鞋和拖鞋，甚至还有男人的内衣，发霉的，修补过的，都随着岁月的流逝泛黄了。一间卧室的架子上，我注意到有数以百计的奖杯。银的奖杯都发黑了，失去了原有的光泽。房间里的家具曾有过它们的辉煌日子，如今风光不再。房间里到处是油画 —一只渡鸦、海滩上一只普通人的手、一具骷髅，一幅静物画描绘腐烂的石榴，两只蝴蝶太靠近太阳了，它们脆弱的翅膀像黄油一般融化了。还有一张海报，镜框里镶着黑白照片。海报和照片的画面上都用钢笔或铅笔潦草地签了名—挺独特的签名。霉菌已经在镜框上扎根。阿娜不知去哪儿了。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
乔瑟普见我对那些绘画表现出了兴趣。
“阿娜的父亲画了这些画，”他说，“他不只是一个业余爱好者，我估计他比周末摆摊的画家要出色。我至今仍能看见他坐在画架前，一厚沓旧报纸垫在他的拖鞋下面，以免油彩溅到地板上。可怜的人。你看见外面的熟铁蔓棚吗？就是他设计的。他人很好，可没能享受生活。他抽烟。他画画。他一次心脏病发作，然后就死了。他8岁的时候，就像老达利那样，在帽盒的盖子上画童话里的形象。他们是童年时的朋友，在菲格拉斯上同一个艺术夜校，可没有人把阿娜的父亲当画家看待。”海报上的文字是：“不同寻常的斗牛表演，向萨尔瓦多· 达利致敬！”
我爬上一把椅子，凑近了细看那些照片。一辆黑色的美国老爷车—像50年代好莱坞电影里的那种，开进了菲格拉斯的斗牛广场，那里开始举行一场特别的斗牛表演。达利站在乘客座位上，穿着礼服上装，手里握着手杖，眼睛鼓出来，他涂蜡的胡子快要翘到天上了。斗牛场里到处躺着死公牛，拖着饰带的扎枪插在它们的背上，血从它们的脖子和肩头肌肉多处伤口渗出来。沙地浸透了血。有的公牛的耳朵被割掉了。达利正挥舞着手杖朝拥挤的人群致意。
“当然是一次为向萨尔瓦多·达利表示敬意的斗牛，”乔瑟普说，
我可以看到老头眼睛里的怒气。“他设计了海报，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对了，设计的时候……他朝上面甩了一团黑油漆。”
阿娜的父亲坐在黑色美国老爷车的驾驶座里，嘴角叼了一根香烟。他的样子像是青春已逝的唐璜，他的头发闪着润发油的光亮。他没有笑。他坐在那里并不愉快。看得出来，他感到羞辱。
还有更多的照片。达利从车里走出来。达利给死公牛祝福。达利接受人们的掌声，沉浸在荣耀之中。阿娜的父亲出现在每张照片中，总是在抽烟，总是在达利旁边，却从未占据中心舞台。
我试着破译钢笔或铅笔的潦草笔迹。这是用加泰隆语写的。“给埃利乌特里，我亲爱的老朋友”，后面是我熟悉的大个儿的达利签名，盖满了整个照片，几乎要遮蔽掉每张照片里阿娜的父亲。
“阿娜在哪儿？”我问乔瑟普。
“你不知道？”
“我不知道。”
“来吧，”乔瑟普说，“跟我来吧，我带你去那儿。”
我们走上山坡。葡萄藤上的果实呈棕色，像葡萄干一般又皱又小，味道却甜得令人难以置信。房屋周围的一切都皱巴、盘结，饱受日晒雨淋：葡萄藤如此，还有结着极小颗粒果实的橄榄树、遍布山坡数以百计的软木橡树也是如此。软木橡树的树皮在数百年间无数次被剥掉，用作瓶塞的原材料。乔瑟普踩过葡萄园，经过一处从山里滴下冰水的天然泉眼，往上走到了燧石高围栏挡住视线的一处小墓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