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提箱里的盒子》
《给予》
退一步吧，我们可以学习他的艺术：反权威！那么，我们究竟学到他什么了？杜尚的艺术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用最省力的方式进行创作：在现成品上签个名就成。另一方面，他丝毫不畏惧进入任何最为细致繁琐的作品创作，他有几件作品都是极为耗时费工的活儿。他的《大玻璃》从画草图开始到最后停手，是11年时间，《手提箱里的盒子》从1938年起动手，一直到他过世之后才全部装配完毕。他的最后一件作品《给予》，是用22年时间完成的。 后人学他，蜂拥而去的只是他轻松省事的一面。这正像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Salvador Dali)讽刺地说过，“现在现成品覆盖了全球！一块15码长的面包已经被变成15英里长了！” 有谁肯来学杜尚的耐心，收敛，缓慢，无求？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因此可以说，我们并没有找到所谓“鼻子底下的简单真理”，或者说，简单的真理对于我们并不简单。那么杜尚对于我们意义何在？我们何苦非要去理会这个人，杜尚并不见得领这个情。他对自己一向低调，不喜欢看见自己被颂扬，被抬高。 可气的只是，这个人活出了一种出众的美丽，让我们无法不去动心。尤其是眼下身处人欲横流的社会，人人活得焦躁、忙乱、辛苦、昏闷。杜尚的存在方式给了人一种安慰：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好好过，重新活，让自己从欲望里解放，从追逐中脱身，你可以赤手空拳，无名无位，但你可以做自己的主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妨碍到你。你可以活出自由，活出潇洒，活出快乐，活出生命的真意。因此，我们还是得回到杜尚，还是得来探索，究竟“是什么使得他如此吸引人”。
要探索杜尚的为人，必须走进他深深的内心，杜尚这个人最重视心灵，他的生活重心在内部，不在外部。他跟艺术决裂，也在于他看出了，我们所接受的那种艺术，实际在荼毒人心。在做一个社会性的艺术家(有名有利)和心灵自由之间，他选择后者。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非常清楚，亦非常自信，他从来也不需要向别人说明、解释、或宣扬自己。他敢于一个人——就像在一条沉船上一样独自应付整个局面。结果，他非但没有被周围的浪头打沉，反而在从容和沉默中，把船开进了一个新航道。
（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
就像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画家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赞叹的那样：杜尚一个人完成了一场艺术运动。这一点杜尚自己可能也会同意，他说过：“一个人是有可能克服外在环境的--就一个人。不是一群人，甚至不是一个流派。换句话说，我又把一个人提出来了，一个个体，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如果他能够不被可能存在的对立面所压垮，他应该可以脱颖而出，可以战胜被大众所完全认可的价值。我们不知道他应该具备哪些素质，因为这是些非常个人化的素质，它们来自很深的地方，来自个体深深的内部。” 那么，杜尚这个个体“深深的内部”有什么？杜尚自己也没有给我们明确答覆，如果我们寻找，我们只是徒劳，因为不止一个人发现并指出，杜尚这个人是“无我”的。
Ⅶ.无我：摆脱我自己
(1913 年，其作品《下楼的裸女》在美国引起轰动)
意大利画家奇安弗兰科·布鲁奇诺(Gianfranco Baruchello)说，“对于杜尚，对于他的作品，你会发现你所打交道的是一个非常临时性的自我，那个‘我’并不代表着构成那个人的主要部份，那个‘我’是这个人在他应付各种需要时拿来用的一个东西，这个‘我’不能拿来定义这个人，能够定义这个人的是他的那种可以与‘我’保持距离的能力。让他的作品显得不可思议的地方是你在他的作品里看不到‘我’。即使在他最早的绘画作品里都反映了这个特点。比如他的《火车上忧伤的年轻人》，《下楼的裸女》，这些画作不是像未来主义那样是有涉速度的，也不是像立体主义那样是多视点的同时展现，那根本是一个人在不同的时刻里持续展现的情形，我们看见的是一个存在状态的平行系列展开，在这里，‘我’是不存在的。‘我’通常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不变的对象，一个时间空间中的独立个体， 当你摆脱了这个， 你就会成为生活在不同时刻的一个过程，一系列神秘的过程。”
这个发现相当准确，杜尚自己也明确说过：“我不相信‘个体’这个词，这个词是人造出来的。我对于在一面美学的镜子里观看自己从来就没有多少兴趣。尽管我很清楚地知道我在利用自己，可我还是总想着怎么才能摆脱我自己。我把这个叫做‘我’和‘自己’的游戏。”“摆脱我自己”这是多奇怪的要求啊！ 比如我们或许可以要求自己摆脱财富，摆脱名声地位，可怎么能够摆脱自己呢？这样的思路，我们只能在佛教中看得到，那便是“无我相”，或者是庄子说的那种“至人无己”，那是难以达到的感受与境界。这境界有些人试图通过修行达到，有些人却天生就能达到。我们只要留心，就可以看到，无论古今中外的高人圣贤，都会具备类似这样的境界，比如享誉世界的阿根廷大文豪博尔赫斯也非常善于分离“我”和“自己”。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Jorge Luis Borges）
博尔赫斯在一篇著名的散文《博尔赫斯和我》中这样表达了他的“分离”立场：“有所作为的是另一个人，是博尔赫斯。我只是漫步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街头……我通过邮件获得关于博尔赫斯的消息并在候选教授的名单或人名辞典中看到过他的名字。……我将寄身于博尔赫斯而不是我自己(假如说我还是个人物的话)，很多年前我就曾经企图摆脱他而独处，并从耽于城郊的神话转向同时光及无限的游戏，然而，那游戏如今也成为博尔赫斯的了，我还得另做打算。因此我的命运就是逃逸、丧失一切、一切都被忘却或者归于别人。”
能说出类似这些话的人，是那种最最精明的人，他们都知道，一个人一旦被“我”抓牢，他就是个终身囚徒了。 因此，杜尚也是精明透顶的，他一直都在小心逃离这个“我”的“追捕”，他把这个称为“一生的战斗”。他一生都不肯为“我”做任何事。他不要用艺术家的头衔荣耀自己，他从不肯重复自己来为“我”沽名钓誉。他清楚地知道，只要逃离了我的“追捕”，他便可以彻底从名利地位解脱出来，他可以行所当行，至所当止，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左右他，他是他自己的主人。
这一切听来似乎是自相矛盾的。前面我们还在强调杜尚的“独自个儿”，“一个个体，一个半人半神的角色”，现在我们又在谈论要逃离这个“个体”，要“无我”。是的，从我们通常接受的价值看，这是显然矛盾的。而这两者的“矛盾”关系，正像一位日本禅师铃木大拙说的那样：“人唯有当他不再是一个人才能自由。当他否定自己并融入整体，他才是自由的。更确切地说，当他是自己而又不是自己时，他才是自由的。只有当一个人彻底了解这个看来显然的矛盾，他才有资格谈论自由、责任或自发性。”这对我们而言是个迷。这个迷，我们值得花一生的时间去解开，早些解开的人有福了。只是杜尚可恶，他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话来指点迷津。
Ⅷ.杜尚的“消极”
1946年夏天，杜尚被一个摄影家朋友邀请到他的别墅里去消夏，在闲谈中，他们说到美国庸众的急功近利，物质至上。杜尚认为，对于这个现状，用教育来改变是不可能的，他认为可以给予抵制的方式是：沉默，缓慢，独处。这是非常典型的杜尚的方式。他天生是个从不作任何推动、争取、或者为什么目的奋斗的人，他的这个状态被特别有拯救人类责任心的德国行为艺术家博伊斯(Joseph Beuys)指责为消极。
杜尚这是消极吗？为什么“消极”的杜尚用他那样不抗争，不争取，不宣扬，不为任何风头或名利所动的方式，打动了那么多人？为何他那些作品的不美，赢得了大美？他的少，远胜过多？他的无言，弄得举世皆知？为什么大音却是希声，大相总是无形，我们置身的这个宇宙究竟包藏着一个怎样的大秘密啊？！这些问题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究竟什么是积极，什么是消极？什么是“我”，什么是“无我”……我们通常所持有的是非标准中，究竟有什么样的局限性？存在着什么样可怕的误导？
Ⅸ.标准是什么？
真是不幸，所有些发问再次把问题弄得复杂了。也就是说，杜尚的为人、杜尚的处世、杜尚的存在，把我们正常的逻辑、习惯的思路、通行的价值，全打乱了。在这个“混乱”的局面里，究竟是他错，还是我们错？他是少数，我们可是多数，而且是压倒的多数。 然而，我们要小心，世事常常被本末倒置，人们又极善于谋虚逐妄，其情形活像古代一则故事所描述的：有一病者，每日低烧，经年累月，成为习惯。俄而烧退，忐忑不安，遂以为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