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6月13日下午2时，汉诺威大学艺术和艺术史系副教授吴霄龙在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的邀请下，向大家展示了他近期的学术研究成果，并就专题讲座的内容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交流讨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军担任此次讲座主持。
吴霄龙九十年代毕业于北大考古系，后留学美国匹兹堡大学，主要研究方向是跨文化领域的中国北方民族艺术。此次讲座讨论的主要对象马家塬文化遗址是新千年后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如何用新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些考古材料是吴霄龙带给大家的一个启发性思考。他主要通过后殖民主义理论来解读马家塬和战国时期中国北方的文化杂交现象。
对于三世纪的马家塬文化而言，吴霄龙认为仅仅以“华化”来解释是远远不够的。马家塬所处的地理位置是秦国的统治辖区，马家塬可以看作秦统治下游牧少数民族的文化遗存，其中包含的文化混杂性是十分复杂的，而不是简单的华夷两级分化。所谓文化混杂性或者说杂交文化的概念，是从后殖民主义理论框架下产生的。后殖民主义话语系统注重从属文化的历史，它提醒我们在对待很多材料时，避免民族中心主义态度。后殖民主义也认识到文化并不是主流和边缘的二元对立关系，其中有很多交流互动，当一个对象被挪用之后，其背后的意义可能已经发生转换。所以借助后殖民主义理论，我们在看待文化交流传播的时候，会注意到物质文化背后的社会场景以及人的意志。
后殖民主义理论的代表人物福柯、萨义德早就提出知识和权力密不可分。在这样一种理论的启发下，吴霄龙试图论证在东周时期，中国北方文化杂交的现象是被上层社会拿来协商和表达社会地位的策略，是一种权力的作用。具体而言，马家塬地区文化遗存向我们展示的是北方文化精英通过有意识地选择多种文化意涵来构建不同文化区域间中间人的身份，展示与不同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关联，进而提高自身地位。
从马家塬墓葬发掘情况来看，多种埋葬结构和习俗并存。墓室底部东端有侧室，西壁有台阶，其中会有车马随葬。至少有三座墓是竖穴墓，6号墓是最大的墓，位于中央，其他的墓围绕它展开，它是唯一一座葬整匹马的墓，墓主人的地位是非常显赫的。而其他规格较小的墓室只葬马牛羊的体骨。墓葬的台阶数目也不相同，考古学家按照台阶数目分了五类墓葬。随葬车马的数量和台阶数量是一致的，是有严格等级制度的。车分为五等，但形制各有特色，都不雷同，意在华丽，不堪使用，所以它们都是为了丧葬礼仪而准备，是身份地位的象征。从中我们能看到周礼的文化熏陶。
马家塬墓葬最精彩的是随葬马车及其装饰，如修漆、金银珠宝等装饰。马家塬的大角羊、猛兽后肢反转造型在哈萨克斯坦的伊塞克冢、公元前4世纪的巴泽雷克墓以及阿拉沟都能看到其中的文化关联。从大量饰带、鞋底纹样、青铜器上都能看到动物搏斗，尾巴上卷贴在背后的形象。但另一方面，马家塬也有自己的独特创造。吴霄龙以与马家塬同源的杨郎文化做为横向对比，可以看到马家塬S形纹样是在杨郎文化双鸟纹饰牌纹样简化后形成的。可以说，马家塬文化是杨郎文化贵族阶层的进一步发展。
接下来，吴霄龙回到对这种文化混同成因和目的的探讨上。文化杂交不是简单的文化混同和模仿，它其实是一种新的物质文化，它的形成反映了主流文化与边缘文化在文化融合中的互相依赖的现象。被借用的东西也已经过改造，创造一种新的物质文化，对自身身份进行一个新的定义和认同。他强调，应当把文化交流看作是一个过程和策略，而不是一个静态的结果，还要注意风格变化背后的社会意义。
为了佐证这一观点，吴霄龙详细介绍了3世纪处于燕国统治下的辛庄头30号墓的随葬品。它是典型的中原丧葬墓，其中出土的金腰牌纹饰繁缛，但也是典型的动物搏斗形象，另外金质剑柄上的纹饰以及金珠工艺也都显示出西域特色。而从西安的青铜工匠墓中的出土的陶范、模版里也可以看出，很多纹饰都是从西域而来，应北方贵族需求而进行生产，中原工匠已经都参与到杂交文化的市场中了。可以说，在3世纪，这些北方新贵族不同于早先戎狄，继续保持着中国和西边文化的关联，文化与风格背后的选择是一种适应自身需求的文化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