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F: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找到一个说法来阐释这个综合、这个两极的调和、这个对立的混糅，而这一过程仍在持续中。这是一个有着自身逻辑和必要性的历史进程，我想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创造出这一必要性的基础结构。在全球这个项目里有一个更大的叙述主题，即有关于1945年之后、西方现代性的认识论-技术性装备的整体控制论化。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这是对之前被排斥在现代社会和认识论秩序建构之外元素的一种逐渐认同，包括：非理性的、模拟的(传染性的或戏谑的)、泛灵论的。它们成为新的资源。在蓝色星球的庇护下出现的对立面之综合，或者说是对这种综合的渴望，它与弗洛伊德(Freud)以及如爱德华•泰勒(Edward Tylor)这样的人类学家曾经描述的前现代人群所持有的泛灵论之间存在一种结构上的类似。两者都包括对两极的混糅。对世界的控制论化也成为它的一次复苏机会、一个撤销异化的项目、一种对沉浸和陶醉的渴望。曾经一度已固定、客体化和物化的世界变的再一次生动、善谈和有变化能力起来，但其代价是对于系统情况的浸入式适应。这源于把控制论从数学和计算领域移植到社会理论，而当迷幻的体验证实了控制论的可靠性后，它更被引入到广泛的世界范围。这就导致了比如内在头脑、把自然视为一个有生命力的信息系统的看法等事物的出现。非主流文化同时也被去政治化，甚至拥护对自发性和谐的展望和对整体的新泛灵论认识。所有这些都来自新的控制论现实原则：沟通、媒介、中间者。
ATP:你是否认为反馈和泛灵论有共通之处?
AF:是的，它们在结构上类似。
ATP:如果我理解了你的意思，我可以说控制论和结构语言学的主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语言可以被解读为一个由有差异的元素构成的规范系统，这也是拉康(Lacan)处理欲望的角度。
DD:让我这样来解释吧：当系统理论试图解决认识论问题时，它提出的主要的结构议题必须在内容和虚幻想象这两个层面得到回答。拉康把欲望看作是一种结构的两难，这与系统理论看待科学和认知的方式一致。回应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接纳这个矛盾，或者抛弃主体、让控制论做主。
ATP:在系统理论和第一级的控制论里，你可以认为信息是自由的系数。从数学角度来讲，选择的自由存在于1和0之间。
DD:但是安森所形容的，所有这些有关和谐及保护的想法的来源，都和“在没有选择前提下的欲望”这一个概念有很大的关系。你连一个微小的选择也没有。实际上是人们必须想要什么，而不是我们真的想要什么。我们必须想要。我们必须相亲相爱。而不是我们真的如此。但是我们必须这样。在嬉皮文化里，我们却是真实地相亲相爱。现在大家来吧。对你的兄弟微笑。每个人都聚过来。此时就试着爱彼此。试一试，但是……
AF:控制论也包含从静止到动态的转变，从线性模型到循环模型的转变。在“反馈”这个词语诞生之前，它被称为“循环因果关系”。这个短语被用于梅西会议。环路的出现通过蓝色弹珠达到极点。创造出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格局的整个过程就是建立在从线性到循环的转换之上的。单向性变成了邪恶的化身。其内容包括从等级制度到对因果关系的科学理解。因为有了控制论—特别是当控制论进入到社科和人文领域—你开始了一段有趣的猎巫之旅，一次反对笛卡尔的猎巫，一次总体说来反对二元论的猎巫。最终的高潮是有力象征着两分、线性、静止、客体化世界的柏林墙的倒塌。现在要注意和关注的重点是这个过程的辩证法：一度打开的大门甚至最终又关闭起来，动态化过程甚至创造出新的静止不变。
ATP:安森，我相信你是用关门这个形象来说明这样一点，你从外太空看地球时，正当你以为一扇门朝着无垠的宇宙开启，它却突然在你面前砰然关上。
DD: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ño)最近一本小说里的主人公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异性恋的男人，最终却发觉了他的同性恋倾向。发生这个情节的一章叫做“柏林墙的倒塌”。
ATP:难道不可以说冷战就是控制论模型的一个完美展现吗?控制论的要义便是建立起系统和环境之间的操作层面的分歧，而这分歧又继而引发了“信息”这一概念，即系统从其环境中的提炼品。举个例子，博弈论就是基于冷战的心理：各处一方的两位选手，谁都不知道另一位想的是什么。对于每位选手而言，另一位就是他们力求从中提炼信息的环境，从而形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的反馈回路。
AF:就这个话题有本不错的书，叫做《关闭的世界》(The Closed World)。但是在这里有两条思路值得我们并列起来考虑。一个是基于模拟战争经济的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博弈论模型，但这是老掉牙的东西了。克劳斯威茨(Clausewitz)已经形容过这种战略猜想—你必然变得像你的敌人，从而生成了一个关闭的系统。但是还有另一个模型，是一种星球整体化的幻想，在这里再也没有对手，是一种似海洋开放型的模拟，而非有敌意对抗性的模拟。在这个意义上，蓝色弹珠预示着冷战的结束，或者说通过感应魔法的原则诱使其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