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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威尼斯双年展重现展览“Live in Your Head：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1969)
目光呆滞、焦虑、脾气暴躁而且精疲力尽，双年展的观众们受司汤达综合症(Stendhal Syndrome，指在艺术品密集的空间里，观赏者受强烈美感刺激而产生心跳加速、晕眩、昏厥等症状)的折磨比视觉与心理上的疲劳带给他们的痛苦少很多，后者是关注的东西太少、而能理解的东西更是少之又少的结果。
威尼斯双年展的规模总是过大，过于分散、不规则，而且总是充满了过多不相同的目的、图像和想法，这使得人们无法产生一种统一的感觉。观众们在离开现场时总是累到不行，而那种不断加深的“你需要看的东西总是在下一个拐角、下一个场馆”的感觉让他们精神错乱，更不必提这是一个只能依靠费钱的水上巴士或者需要穿过无数在Google地图上都找不到的桥梁和小巷的长途跋涉来到达目的地的城市。
你会开始回想自己究竟在哪里，今年是哪一年。而对经常来到威尼斯的人来说，他们还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毛骨悚然的感觉：我之前来过这里，和不同的爱人，和那些现在已经死去的朋友;我参观过相同的展馆，经历过相同的失望;而偶遇时的寒暄也总是相同的——你什么时候到这里的?你都看了什么?德国馆的展览比上一次要好，主题展是不是有些糟糕?
不过与我在上世纪70年代首次来到威尼斯双年展相比，情况已经是大为不同了。当地只有很少的艺术团体和时髦奢华的派对，没有价值数十亿元的游艇，没有与“官方的”双年展争抢风头的私人艺术基金会;那时没有太多的艺术可看，金钱也更少，没有便宜的机票，没有Facebook和Twitter。
策展人Harald Szeemann在1969年瑞士的伯尔尼美术馆(Bern Kunsthalle)中策划了展览“Live in Your Head：When Attitudes Become Form”。这场展览覆盖了该美术馆的两层楼，有70位左右来自欧洲和美国的艺术家参展，从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到吉尔伯托·佐里奥(Gilberto Zorio)。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布鲁斯·瑙曼(Bruce Nauman)、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马里奥·梅尔茨(Mario Merz)、索尔·勒维特(Sol LeWitt)、理查德·朗(Richard Long)、劳伦斯·韦尔(Lawrence Weiner)等等也都在参展艺术家之列;当时的许多概念主义、极简抽象主义、后极简主义与贫穷艺术派的艺术家都参加了这场展览，这些人界定的不止是一个时刻，还是20世纪末艺术创作里的一大主要趋势。严格说来它是欧洲与美国艺术家的一次盛会，而其中只有三位女性艺术家：汉娜·道波温(Hanne Darboven)、伊娃·海塞(Eva Hesse)以及乔·安·卡普兰(Jo Ann Kaplan)。
一种团体精神的心理状态并没有对这场展览做过多的界定。这场展览捕捉到了一些悬而未决的东西，而它本身也演变成了一种关于“艺术可以是什么”的讨论。艺术可以是理查德·朗(Richard Long)的一次步行或是一通电话，可以是一面被剥去了一部分石膏的墙，也可以是从一个房间弯曲蔓延到另一个房间的一条绳子。艺术可以古怪如树枝从一间用玻璃搭建的圆形建筑里伸出来，又或者平凡如简单的一堆毯子。它可以是一份声明，也可以是一个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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