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铮:不一定是抵抗,是凝视。人民政府到现在还是如临大敌的感觉。
蔡萌:杨铁军可以讲一下。
杨铁军:想尽办法。
顾铮:你的距离感让我们感觉到,虽然是对峙的,但是还是怕他的,基本上有点远。前面流了这么多血,你后退后退,还是要拍,你拍的《白宫》,我感觉没有这样精神上的恐惧感。记者:他用的拍老虎的方式。
蔡萌:摄影来自客观的对象本身。无论是吴印咸的《人民大会堂》,还是各位艺术家拍的社会景观现场的景观,吸引我们眼球,更多意义是客观呈现出来的。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态度,这里面还是有一些个人的文化判断,那种批判的意识,都隐含在里头了。可能过去我们对这种景观作为一种现象的话,其实景观也可以作为一种长期持久的拍摄。
随着中国社会不断的变化,景观本身也在变化,不断变动中的景观也是值得艺术家长期持久的去关注的。
吴琼
吴琼:我对摄影本身是外行,从技术上、语言上来讲,都是一个外行,但是中国80年代以来的摄影比较多,每个观众有自己的角度,尤其在中国的摄影,我深深排斥传统的艺术,把摄影当时一个艺术视角,我不否认摄影是艺术,我只是把它比较真的实践,结合解释,结合一种欲望,结合一种空间。
在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今天谈摄影,观念也好,景观也好,我们看到,话语的问题,权利的问题,身体的问题,欲望的问题,认同的问题,摄影里面有独特的呈现。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展览,我还是有一些震动,尤其传统空间的,空间呈现权利,权力结构空间,这是一个初始管权利和空间合谋之后,形成一个共生的结构,形成了权利的遗失了。
我第一个想到景观当中没有主体,但是我想在景观当中找主体,我要看这个景观当中主体放在什么地方,景观消失以后,主体在什么位置。我看到吴印咸的系列,有杨铁军的政府大楼,权力空间也非常让人震撼,我要在里面找主体位置的问题,吴印咸的作品当中,我们看到一个窥视的主体,权利要把自己神圣化,象征权利本身的空间本身会产生神秘感,吴印咸想进入这个空间,对这个空间的视角做切割,所以整个《人民大会堂》,我们看到十分仪式化的主体,这个东西也找不到70年代、80年代追求的美学的风格,我们看到在主体的空间之间一个特别的纠缠,本身这个主体被空间吸收诱惑。
在这个空间面前,没有主体存在。这个主体是一个奴性的主体。
这形成了另外一个对立,这个主体是一个什么样的主体?是一个暴露体的主体,什么叫暴露体?弗洛伊德讲了,使自己被看,暴露体跟受虐没有关系,其实是使自己主体让自己被他人看,这就是暴露体,他在展现给他人当中,他者的观看当中,他来获得一种自我想像的意淫式的态度。艺术家十分准确,在这个里面,我们看到,观看权利之外的主体形成了空间上的一种对峙的关系,所以实际上,这个主体带有某种受虐的色彩。使得我们在政府大楼里看到主体空间一种很矛盾纠缠的东西。
第三个主体,王婷梅,因为那个权利是一个已经不再有合法性的权利,可是主体跟空间,不再有一种权利的纠葛,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自由的,采取反讽、戏虐的看这个对象,我们看不到紧张的空间关系,可以看到跟权利当中的一种嬉戏。摄影家是女的,性别在里面有没有产生潜在的影响,如果是一个男性的摄影家看到这个景象,他的视角是什么?我觉得至少主体和这个空间之间不是一个认同,它没有认同,但是也不是对峙,也不去置疑,她给自己营造了自由嬉戏的位置,如果个人认为在今天景观无所不在,我们的欲望完全比景观的凝视所操控。
我们知道,我们看到的景观摄影都是所谓用景观来营构的一种表象,在这样的状态之下,虽然景观摄影不再有目体,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如何安置自己,是跟景观形成对峙、抗议?一种讯问?还是寻找另外一种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这次展览里面,相对在这个角度上,显得稍微有一点单一,因为景观不主要是权利的问题,空间的问题,身体也是景观、消费活动也是景观,刚才鲍老师讲了,垃圾是我们最为触目的景观,被景观所遮盖的另外一种景观,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蔡萌:他对景观展开了深入的剖析,最后我们作为观者,如何在景观里寻找你的位置,透过景观达到自我的反省。刚才的发言当中,在用一种文化研究的方法在我们的景观做一个非常具体深入的剖析。
王春辰与顾铮
王春辰:很高兴和大家在一起。刚才老师和专家讲了很多,我更关心,因为这几年,大家对影像、景观影像或者观念影像有很多看法,这是一个专题展,命名为景观摄影,我感兴趣的,如果我们思考景观,假如说它不仅是风景、城市的景观,是一个静态的景观,这还不是静观的问题,我们发现里面有很多主观性的东西,艺术家是强烈的主体意识进入状态当中。
有的以摄影作为影像,从我们当前的兴趣,当代影像不仅仅是摄影的问题,如果我们仅仅把它放在摄影领域讨论,永远也扯不清楚,也说不清楚摄影的价值。
反过来说,只因为影像作为手段,它不同于绘画,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到作为媒介手段时候,我们落脚点落在哪儿?前一段时间,我写了一个小文章,做了一点思考,大家今天看摄影,已经不是一个静态的摄影了,包含了今天你怎么看待世界?同时摄影区别于绘画的是,有一个瞬间的即时性在里面,出去画家做这些图像的话,我们的感受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强调中国的变化,世界的变化。
作为这样的表达方式,以摄影为媒介传递中国发展和变化,我觉得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你虽然看到大量的图片,但是走来走去,如果和其他媒介相比较,很少,这个最真实、最直接记录中国的变化。
私秘式的拍照就不是一个被动,是主动的,这个时候传递到我们面前,我们怎么看?包括景观摄影,艺术家的角色是什么?这个时候,艺术家的位置和关系又在哪里?如果我们把作为媒介的方式和当代艺术家作为自身存在,如何结合起来,我想展开的领域更全面一点,同时我们也不放弃对媒介特殊性的认识。
我看了一下,我们里面有很多人工处理的痕迹,但是作为这种方式的艺术家,肯定要考虑这些,不仅是对图像的表达,对数码也有运用,为什么无法归类,在数码化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传递这个世界。
这个展览提供了一个未来采用什么艺术的方法,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很多的,艺术家有一个强烈表达的时候,才能选择自己表示的对象,跟艺术家跟世界的关照有关,不仅仅是静态的图像。
鲍昆:我回应一下,是这样的,我觉得,因为发展到今天,尤其2000年之后,实际上从我们中国接触当代艺术界,某一种意义上,传统的美术界开始使用影像的媒介是96年以后,这个中间,出现了很多有趣的现象,春辰说的,我们讨论另外一个话题。影像的东西,原来有自己的行业,而进入后现代以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全球的艺术家在寻找新的方式,突然发现表达观念最直接,引起的效果也特别的强烈,李媚说,大家都转景观摄影,把看黄山转成看城市了。
两个行业什么时候能够统一起来,我和李媚都是资深的摄影圈的人,一个摄影师,拿出东西跟我们看,我们不仅要看到最终的效果,实际上我还能看到你怎么回事,我们有这个经验。我就知道,你原来就是搞沙龙的,无非觉得当代艺术能赚钱了,你就往这边跑了,这个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出来。
当时很有趣的一个人,我们当代艺术界有一个活跃很多年的人,他搞摄影,跟着老栗,老栗够朋友,对他很照顾,这个朋友的东西,老栗给了他很多观念,给他注入进去,在我们这帮人来看,他不跟摄影圈玩,他专门围着老栗的当代艺术圈转,其实一个很一般的东西,那帮批评家的语境都给他一个新的观念。这个非常的复杂。
从大的格局,你一直在中央美院的语境下,同样在我们的语境看,这个东西铺天盖地,我觉得王馆长和蔡萌做的事,好的方面,在这里把影像合当代艺术做了有效的连接,实际上两个圈子各说各的话,如果放在一个大的社会格局下,实际上又有另外的问题,这个工作是需要做的。
春辰可能很本位,摄影业务觉得很多,但是我们觉得很少,我们摄影本位的时候,也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虽然我们知道,很多人转向到城市景观的设计,我们知道它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们刚才强调,你应该更丰富的,你真正回到你的主体意识中,现在很多人只是模仿这种模式,跟早期的当代艺术是一样的。悉尼,只是一种模式化的东西,根本不是说,我们强调了半天,是希望知道这帮摄影师怎么回事,你看看现代学,读读现代史,一大半摄影师不具备这个资格,只是别人成功了,我们去模仿。
我觉得这个展览,应该在这方面提出问题,给予引导,当然它是两个方面了,一个是对内的,一个是对大的社会格局。
蔡萌:今天我们面对摄影的时候,不是简单的面对摄影提出问题,我们今天这个展览的摄影作品,不是要回答摄影本身的问题,要回答当代艺术的问题,还要回答跟社会发展本身有关系的问题,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介入的话,他要展示出来的、呈现出来的面貌是不一样的。有一点我们不能否认,从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前,摄影已经融入到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我们不可能回避摄影。有的画家已经拍照片了,但是你不能只看这几个画家的作品,这几年,两个领域的人也在发生变化,互有接触和对话,我觉得在过去,如果你带有个人化的记实风格是融合的话,我今天更愿意把景观摄影作为二者的融合,从拍摄者的身份可以看出来,两个领域的人都有,而且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问题,这是一个最好的前提。
过去,像付羽(音)、未来(音)等等,还是更摄影一点。我们强调照片属性、摄影属性,你一定要回归到摄影本身,而不是绘画的。
我看国外很多当代艺术家做的作品,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的照片属性、摄影属性非常强,而且过去几年,多西方摄影理论研究著作,会发现也没有一个明显的界定,什么是传统的,什么是当代的,什么是记实的,大家都在探讨照片本身,我们都在探讨,你的作品载体是摄影,你最后要以摄影为载体呈现,这种照片属性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很多艺术家开始大量重视传统意义上的摄影,他有暗房,也做传统照片,王庆东(音)也收藏民国时候的老照片,包括缪晓春老师,在德国学的就是摄影,他一直用的方式也是比较传统的方式做。
当代艺术家现在慢慢回到摄影的方式上考虑问题,虽然他们有各自的艺术理念,我觉得还是要围绕这个照片本身看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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