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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S: 你的作品总是透露出一丝幽默。其实这是有意而为，在以往的采访中你总是采用一些虚构的人物来调解气氛。有些展览更为直接地表达了你的艺术实践。例如2009年你在苏黎世的Andrea Caratsch画廊策划的展览“约翰•阿姆雷德：新画作”（John Armleder: New Paintings），这个展览很像一出闹剧——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举动，只是这个画廊上一个展览的延续，也就是奥利维尔•莫塞（Olivier Mosset）的近作展。Ecart小组的那种合作精神在你的艺术项目中比比皆是，其他艺术家的作品以多种方式进入了你的展览。除了你策划的这些展览之外，我还想提一下这些年来你和西尔维•弗勒里（Sylvie Fleury）以及莫塞的合作，或者2008年你在巴黎瑞士文化中心（Centre Culturel Suisse）策划的那次展览。你直接把这个空间全全交给了室内设计师Jacques Garcia。但是在Caratsch画廊的那次展览上，有人说合作的观念拓展到了有些荒唐的地步，因为你根本就没介入，而现在这些作品却署在了你的名下。
JA: 激浪派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就是你很难说他们哪些作品是在开玩笑，哪些又是值得顶礼膜拜的。这种模棱两可也极大地影响了我对自己的艺术，以及对总体上的艺术的理解。如果你觉得什么东西是完全严肃的，什么东西是完全调侃的，那你就完全没有抓住重点。当然，在Caratsch画廊的展览也可以说是一个圈内的玩笑，圈内的观众也许会从这种展览当中得到乐趣，因为他们知道奥利维尔在1960年代参加BMPT的时候也开过同样的玩笑。但我并不是要强调圈内的问题。因为有的观众既不知道我的作品也从没见过奥利维尔以前的展览。你没权力对那个人做出什么解释，冲着人家大谈观念显得太傲慢了。但那个观众的感觉依然是有效的，依然是真实的，依然有意义，在这一点上并不逊色于任何其他观众。
FS: 很难想象这些一无所知的观众如何理解你的作品。是不是说这个展览是专门给那些了解你观念的观众看的，比如说我？
JA:不是的，我办一个展览的时候首先是为了我自己。我想改变自己对自己作品的认识，或者改变我的作品，收回以前我挑出来展览的那些作品当中不必要的东西。也许我做展览还是为了运营展览空间的人，例如Andrea Caratsch。其次，这个展览也是为奥利维尔，以及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的观众办的，最后才是针对像你这样十分了解当代艺术的观众。
这并不意味着我相信世界上有什么无知的、单纯的观众，而且也不是说让圈内人理解我的做法有什么不好。本次展览引起的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共享信息，无论是否当众表达出来。就算有些人不知道我的具体做法，具体意思，但展览依然能够传递出某种信息——意识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而不仅仅是我们所说的认知（knowing）。每个人的不同体验都相互融合，并与他人的体验产生共鸣。严格地说，文化是群体性的，且无法预测，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你不知道它要朝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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