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里看花的中国书画市场
《双松》和《松树》的对比并不是书画拍卖中的“李逵”与“李鬼”第一次同台角力。可以说,对于鉴定难度颇大的中国书画,真伪问题已经成了令卖家、买家、作者和鉴定家等所有相关人士都头疼的一个顽疾。当然,这其中也不乏会有人借此从中牟利。
放下画笔被迫打假的画家
画家,原本在人们心中,这个称谓代表的应该是一群一心追求艺术理想的人们,可如今,面对鱼龙混杂的艺术市场,画家们也被迫放下画笔,开始不情愿地充当起“打假斗士”。
“此画非我所作,系伪作”。当苏女士在2005年12月11日的翰海公司拍卖会上拍得署名“吴冠中”的油彩画《池塘》时,恐怕绝不会想到,日后,在这幅自己花费了253万元人民币拍下的作品上,会被拍卖方口中的“原作者”吴冠中签下这样的定论。当然,苏女士肯定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三年后成为一名败诉的原告。
而在此事之前,吴冠中还曾亲自制止过一次更加荒唐的拍卖。2006年,当北京某拍卖公司正在积极准备名为“吴冠中作品专场拍卖会”之时,该公司接到吴冠中电话,称即将拍卖的画作不是他的真迹,并要求撤拍。这场拍卖原本准备的作品包括吴冠中的21幅素写、一幅油画、一幅水粉画及一幅水彩画,而在吴老本人看过图录之后,则十分肯定地表示:“全部是假的!”好在,拍卖公司最终撤销了拍卖会。
然而,更多的时候,上演的并不是如此令人欣慰的结局。著名画僧史国良就曾遭遇某拍卖行强行拍卖其伪作,还有石鲁遗作案、韩美林指假案等等诸多案例。此外,去年7月,北京某拍卖行专事书画鉴定的员工周某因6万元贩卖仿制的张海书作获刑4年,并处罚金8000元,这一事件更是将存在于一些书画拍卖行业中的黑幕曝光于大众面前。
一位对中国书画领域颇有研究的收藏者坦言:“如今,各拍卖公司上拍的作品,大名家的作品以假的为多数。”这其中最典型的当属齐白石的作品。这位圈内人士告诉记者,齐白石一生画的作品最多不超过17000幅,但如今的拍卖市场上却已经涌现出了2万多幅齐白石作品。
人们不愿看到,却又不得不接受的现实是,随着国内书画市场近年来的日渐繁荣,大量扑朔迷离的书画官司和真伪之争也随之潮涌。
本报专访
“收藏本是安安静静的文雅之事”
赵珩原北京燕山出版社总编辑、文化学者,主要从事中国文化史、北京史和戏曲史等领域的研究。主要著作有《收藏琐谈》、《彀外谭屑》、《旧时风物》等。
《北京》:您觉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如今的中国书画市场存在如此之多的真伪之争?
赵珩:我觉得不仅仅是中国书画领域,当下整个收藏市场都过于浮躁,而且充满了“江湖气”。仅就收藏中国书画而言,它历来都是小众的事情,但如今却似乎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娱乐、全民投资的事情,和股票、基金、房地产似的,大家都在谈论,而且都想投身其中,然而,大多数人并不在乎这些书画的艺术价值,而更关注它们的投资价值,这样的氛围不仅使收藏书画变了味道,也使整个市场开始变得不健康。
《北京》在您看来,在收藏中国书画时,人们真正应该关注的是哪些内容?
赵珩:文物在世界上公认的价值包括三点,一是历史文献价值,二是艺术价值,三是科学研究价值。这三方面没有一点涉及到经济价值,经济价值是其进入到流通领域才有的。仅就中国古代书画而言,其价值的评判标准大致会包括作品的艺术价值,作品的代表性及其在他全部作品中的地位,作者画作的存世数量,还有作者对于后世所产生的影响等等。这些都应该是在评价一幅画作时最先关注的几个基本要点。不过,现在很多人看画只注重“大名头”,看重画家的名声,比如像明代的文、沈、唐、仇等等,觉得只要是他们的作品就一定价值连城。正是人们这样的心理造成了当下“大名头”的伪作越来越多。其实,“大名头”中也不乏应酬之作,而“小名头”中也会“藏龙卧虎”。所以,关键还要靠藏家的眼力和鉴赏能力。我记得历史博物馆曾经办过《田家英收藏书画展》,那些田家英用工资或者稿费收集到的书画大多都不是大名头的作品,但是凭借着自己的艺术鉴赏力,他还是收藏了不少真正有价值的好东西,那次展出的展品中,几乎有70%都可以称之为精品,然而,那些画家却并不是为众人熟知或如今经常在拍卖会上创出天价的名家。
《北京》:中国古代书画的鉴定一直是个难题,对此,您怎么看?
赵珩:这个难题的形成主要是因为中国古代书画的“作假”方法有很多,有时很难分辨,而且,作假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可以说,很多名家的名作从诞生之日起,经历着历朝历代的临摹,所以,在中国古代书画中,即使是伪作,有一些也会具有相当的价值。
关于中国古代书画作伪的方法,大概可以分为以下几种:
第一种是最为拙劣的臆造方法。这些画作甚至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被仿冒的书画名家原本所具有的艺术特点和质量,是一种纯粹靠作伪者的主观臆想与“自身”笔墨素养来操作的书画作伪方式。个别的作伪者还会“臆造”出被仿名家从未创作过的绘画与法书,当然,这也是最容易辨别的一种伪作。
第二种就是临摹,也就是对于名家名作的“克隆”或“仿制”。这些作品较之真迹会显得死板呆滞,没有活气。这其中又会出现三种现象,一种是比较低劣的描摹;另一种则是相当讲究的“高仿”,就是后世人临摹在纸墨、印章等各个细节上都用所仿作品时代的“原材料”;第三种则是被临摹的当事人认可的仿作。比如明代的沈周就是个好说话的人,有人在临摹完他的画作之后,会求他题款,他就会动几笔,签上自己的名,成人之美。还有像董其昌,赵左几乎可以算是他独家授权的代笔人。
第三种是在款识、图章、题跋上大做文章。真款识、真图章、真题跋与假画的各种组合几乎已经成了中国古代书画中最常见的一种作假手段。
还有一种做法虽算不上造假,但其价值可能会有很大注水成分,这就是穷画阔“帮手”。以前管题跋叫做“帮手”,有些人的作品本身可能并没有多大价值,但是由于有了一些名家的题跋,则会卖出一个好价钱。
第五种则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特例情况,就是揭画,这是相当高明的作假手段。古代在宣纸、绢上所作的画作都可以揭成两张,这样的作品虽然从形上看完全是真品,但是画作内在的神韵已经被破坏了,所以价值也会大打折扣。
《北京》:您觉得如果想进入收藏领域,尤其是收藏中国书画,应该具备哪些品质或素质?
赵珩:只有真正喜爱书画,通过丰富的阅历,经眼的东西越多,才更有鉴别力。此外,自身的综合文化修养到了一定水平的人才可能真正在书画收藏领域有所造诣,千万不要过于看重历代内府的鉴藏印和所谓的著录,也不要人云亦云。我就曾在拍卖会上见到过两幅同样出自于文徵明之子文嘉的画作,一幅盖有嘉庆御览之宝的画作拍出了26万元的高价,而另一幅没有皇帝印玺、没有可参见的著录,但水平明显优于前者的画作成交价则是10万元。
其实,在我看来,收藏本该是一件安安静静的文雅之事,它不是过眼云烟,更不应该沦为一种财富游戏。真正的中国书画爱好者可以通过作品和古人对话,可以在品味、鉴赏之中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和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