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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这三个代表性会议的议题可发现，三个十年的中国当代绘画可谓各司其职，所处的社会背景也不尽相同。当然，三个十年也不是截然分立的，下一个十年解决的也许是前一个十年所未能完成的议题，比如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绘画与市场的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并不是到2006年艺术市场的井喷才使市场成为中国当代绘画的话题，但市场问题毕竟是绘画的外部问题。
2010年8月智利当代美术馆展出由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主办的展览《趣味的共同体：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中绘画类的，我对李青的作品比较感兴趣。李青出生于1981年，F2画廊、伊比利亚、汉雅轩等艺术机构均将李青视为21世纪初中国当代绘画的重要代表，其中虽然包含市场操作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是李青的绘画确实具有绘画的新气象：他的作品体现出强烈的游戏感，完全放弃了过去的宏大愿望。尽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吹响反宏大叙事的前奏，但李青在画面上做得更为彻底。比如李青画大型会议的场景，描绘的主体根本不是参会的官员，而是会议桌上的花卉、茶杯等完全不起眼的小物件。《大家来找茬》系列，是李青迄今为止最有特点的作品，每件作品都由两张画并置组成，两张画的画面大同小异，仅局部有几处不同而已。李青希望观众在辨别两张画的细微差别时，能够注意到绘画的笔触、颜料等，因为他认为画面中的物体与实际的表现对象并不是同一件事物。
李青 《大家来找茬02》(两图有七处不同) 布面油画 97cm×75cm×2 2005年
总体而言，青年艺术家更加崇尚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他们似乎能从中国传统的社会权力结构中逃逸出去，这促使最近的中国当代绘画发展出更主动的、同过去决裂的意识。实际上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绘画就已经开始寻找它在艺术上的自主性与独立的美学价值，并自觉探索绘画语言转型的可能性，包括与其它媒介的互动。尤其是2000年以后，中国当代绘画与其它媒介的互动更为积极，比如绘画与动画、绘画与装置、绘画与网络的联姻。对此，我认同栗宪庭的看法，他认为没有“当代绘画”，只有“当代艺术中的绘画”。今天的绘画应该放在当代艺术的整体框架中来讨论，暂且沿用“当代绘画”的称谓，主要是与传统绘画、现代绘画有所区分。
颜料的表演
基于上述形势，中国当代绘画不得不重新考虑它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所处的境况，它不再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要去追求艺术家的英雄主义与天才神话，也不再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要去硬性寻找中国绘画在全球艺坛上的位置，而是试图再塑绘画的政治社会立场，研究绘画的语言和方法，并思索资本对绘画的控制以及绘画对资本的反控制等命题。2006-2008年艺术市场的如日中天，给绘画带来表面的繁荣，但实际上也造成绘画实验的短暂中断，所以2006年刘小东在新北京画廊的“一次性”展览《多米诺：刘小东新作品》值得赞扬，他在雪白的墙壁上面对真人写生，展览结束时毁掉墙壁上的全部作品，试图做一次单纯的、跟买卖没关系的展览。
回到前面提到的展览《趣味的共同体：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它把18世纪美学的核心词汇“趣味”作为展览的关键词，展览主办方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重要特征是趣味的分化，比如奢侈的趣味、审慎的趣味、粗俗的趣味、对自由的趣味等诸多趣味形态呈现出差异、矛盾、对立的状况。[7]纵观三十年，趣味的分化不仅发生在绘画界内部，绘画与外部世界的分化更是显而易见。2004年李松松在被问到他选择毛泽东时代的历史照片作画时取何政治立场时，他没有直接作答。吕澎为李松松辩护说：他将价值判断悬置，历史变成了色彩与形象的游戏，绘画本身的美感与快感得以被寻觅。绘画的快感固然重要，但对绘画本身的过分追求使得最近十年中国当代绘画对政治社会的外部指责有所减弱。当然我也不否认艺术进行内部检讨的价值，比如我很青睐李松松2010年参加《伟大的表演》展(佩斯北京)的作品《大容器》，他用颜料堆了一具棺材，隐射“颜料的过多使用已经成为一场颜料的表演”。不必强求画家表现社会政治题材，否则会沦为道德的要挟，虽然有观点认为：2000年以后画家对社会、政治、历史的关注，是通过个人的经验与经历来反思的。但我不断发现：部分画家对自我经历的述说，仅限于自我沉溺或自我膨胀，并没有上升到更大的格局。法国思想家巴迪欧曾把艺术的政治工作分为两个相互交叠的过程：“一个过程内在于艺术，这个过程通过形式激活中的创造，触及了断裂，触及了作为存在的黎明的对真实的激情;另一个过程是一个外在的过程，通过与效果和有组织的政治，尤其是革命政治，这个过程关心的是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8]良性的艺术的政治工作是前一种过程，它内在于艺术，通过内部的形式进行创造，并触及外部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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