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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的中国当代绘画，不再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要去追求艺术家的英雄主义与天才神话，也不再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要去硬性寻找中国绘画在全球艺坛上的位置，而是试图再塑绘画的政治社会立场，研究绘画的语言和方法，并思索资本对绘画的控制以及绘画对资本的反控制等命题。
笼统地归纳每一个十年的特征，总免不了偏颇，文学理论界也存在类似的困难，比如诗歌界曾归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诗歌是抒情的，而九十年代的诗歌则走向了叙事。但有研究者反对：“就中国当代诗歌最近三十年的发展过程而言，人们所期待的‘规律’和连续性实际上并不存在，恰恰相反，枝蔓丛生和回旋往复构成了这一时期诗歌的总体趋向”。[1]与诗歌类似，中国当代绘画最近三个十年的发展也同样是“枝蔓丛生”、“回旋往复”。但在“枝蔓丛生”的局面中，绘画的主干还是存在的。
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从整体上是对七十年代艺术的反叛，它力图使艺术创作的注意力回到艺术自身上来，而不再是对外部力量的曲意逢迎。据栗宪庭的研究，1979-1984年绘画的两大课题，一是星星画会等对现实主义的反叛，二是陈丹青等对现实主义的校正。总体而言，85美术新潮以前的绘画可以归结为：绘画试图恢复人性。尽管当时的绘画与社会思潮关联紧密，但也不能简单地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绘画断定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插图或注脚，因为1979-1984年间的绘画并不缺少对绘画语言的探索，只不过当时绘画语言与社会思潮的关系并没有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开始出现分裂。
周春芽 《骑马走过的村寨》 布面油画 100cm×110cm 1986年
85美术新潮时期，中国当代绘画以理性绘画和西南、东南等地区的表现绘画为代表，它们作为时代的最强音，召唤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被忽视的生命和理性。尤其是理性绘画，明显受到西方现代艺术和哲学的影响，其哲学化特征为观念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装置、行为、录像等新艺术类别的起势，打破了绘画一枝独秀的局面，观念的推进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当代绘画的主要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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