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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个问题，您觉得政府在本届上海双年展项目中是否给予了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邱志杰：政府在精神上是重视的，我们在这里工作，经常有领导来，对每个细节都会过问，时不时来看一下进度。但是，我们目前的体制，比如学了很多西方的财务管理，然后申请资金变得非常的麻烦。我们照样这个预算要走，变成人大开过会之后才能拨款什么的，就是生出很多这种问题来。上届上海双年展的整个预算，大概900万左右，包括政府拨款的400万和某银行赞助的500万。然后这一届双年展，政府预算一下子给了比上届多四、五倍的钱，您知道政府在一个项目上提升预算一般是以每年10%的幅度递增，去年给您400万，今年给您440万，明年给您500万，一般是以这种规模递增，而这次政府能够一下给四、五倍的钱，已经很厉害了，史无前例，可以说已经非常重视，但是实际上还是不够。
为什么？
邱志杰：因为您空间本身就扩大了四、五倍，以前的上海美术馆是4500平方米米，现在的展厅是15000平方米。光面积就是三倍，然后空间高度以前最高是7米5，现在最高的是24米。还有展期延长到半年，过去只有两个月，它意味着过去的投影机可以去租，而现在的投影机是要买的，投影机不停地播放半年，那个灯泡肯定就要坏的。
目前的策展进展在您的预期之内，还是距离您原先的设想有距离？
邱志杰：现在的美术馆工期建设本身有一点点拖，但是这几天看起来日新月异。所以好像工期是没有问题。再看艺术家的作品、制作、策展这块，目前主要受制于经费。就怕拔款程序麻烦，经费来不及到位，这样作品运输，本来可以海运，现在就得空运，更浪费钱了。
这次上海双年展特别注重学术教育这一块，是否跟您本身在美术学院里面当老师有关？提到本次圆明学院特别教育项目，您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项目，看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邱志杰：学术教育项目跟双年展本身有关，因为它不是一个艺术圈内很实验性的东西，它必须得是综合的、平衡的，既得有非常新锐的艺术家，也得有老成、实重的大师，还得有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东西。既得有能引起学术思考的内容，又必须非常综合，所以双年展的设置本身就具有教育功能。特别是国内和亚洲其它地方的双年展，就更加强调具有教育职能。对我自己个人而言，我做了那么多年的教师，实际上我就是基本上把在九十年代末到两千年初从事策展的经验带进教学里面，这些年我没有做策展，就是把策展的力量落在教学方面，现在又反过来把教学的经验用于策展。
提起在已经公布的策展方案中所提出的城市馆，目前从上海双年展官方网站中只查到一张图片，还没有文字，不知城市馆项目进展如何？
邱志杰：城市馆进展比预期想象要顺利得多。城市馆的想法，我从2004年就跟上海双年展主办方提出过，今年我说我的目标就是帮您们把城市馆做起来，假如我做成功了，您们就把它固定下来，成为上海双年展的一个固定模式。这也是体系设计了，我认为，这一届的主题做这个，下一届主题做那个，这一届有这个艺术家来参加，下一届有那个艺术家来参加，这些都只是暂时的问题，而用什么方式来做是战略问题。城市馆这个想法，就是把上海双年展平台化，不是由策展人控制一切。等于说，我邀请了几十个城市的美术馆馆长作为策展人，由他们自己来策划他们的艺术家、他们的城市馆。然后我们不去过多地干预他们的选择。这样子等于说，我主题展是一个火锅，城市馆呢，带着您的肉片来，带着您的土豆片来，它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体系。比如威尼斯双年展有时候主题展做得很差，但您每年都会想去威尼斯看展，因为如果今年德国馆不好，它可能美国馆好，美国馆不好，日本馆好。总有您爱吃的菜。所以您每年其威尼斯其实您不会失望，即使主题展被骂得狗血淋头。所以威尼斯就用这种国家馆的模式，做稳了它的老大的地位。但是国家馆是一个过时的模式，因为国家这个概念跟殖民主义深深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在当今对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影响更直接的文化单元其实是城市。我们会说上海艺术家北京艺术家，会用城市作为单位来讨论艺术，也会在城市层面上有比较趋于意识形态化的探讨。如果定义为一个中国艺术家和一个日本艺术家，不得了，坐在一起马上就是钓鱼岛就是我们您们。然后您一个大阪艺术家一个上海艺术家坐在一起，他们讨论的就是您们那边堵不堵车，房子贵不贵。所以大家会更多地从柴米油盐等日常生活层面来考虑我们为什么要做艺术，我们不是要为我们这个文化去做代言，而是为了解决每一个具体的，在现实生活中的人的需求，这样子其实具备了更多的对话基础。
您是老师、艺术家、策展人，如何平衡这三种身份？
邱志杰：其实你可以设计出一套东西让它互相滋养，而不是争夺时间。一般理解艺术家花那么多时间去教书，然后又拿出一些时间来策划展览会影响他本身的作品质量，但这是一种庸俗的理解。其实正因为我做过策展，我对整个艺术界有一种全局的判断，我对审视整个艺术界的局面有一种高度。那么我知道该在哪里使劲，要不然这个艺术家可能很勤奋，可能很努力，但那个使劲是瞎使劲。就是他没有使在点子上。然后反过来正因为我是艺术家，所以我对什么样的作品是能打动人的，我有一种真正的敏感。那个职业策展人他慢慢就变行了，他不会那样一件件去体会作品，他就是把一些名单组合来、组合去。艺术家跟教师的工作也是这样，其实我教书非常认真，很多人都不能理解。我的学生给我算过，他们暑假到北京住在我的工作室，看我在那儿接待收藏家什么的，就跟我说，邱老师，您在学校教书，每天损失多少钱？我说我不这么想这个问题。我做艺术家是我做一个好老师的基础。因为有很多教师其实在学校里面混，他慢慢就变成大学动物了。我做艺术家经常在国际上旅行，我每次从威尼斯回来做一个讲座，从圣保罗或者纽约回来做一个讲座，我带回来的永远是第一线的、最鲜活的东西。但是反过来我认为我做教师的工作，对我做艺术家的工作有极大的助力。因为很多艺术家他在做着他这一块，就做进去，他就开始被画廊绑架。他不再去想为什么要这么画，他就只想着下个月还有一个电话，下个月又有一个展览，我必须拿出作品来，然后赶紧找助手生产作品。我在学校里上课的话，那个首先就是说你不得不整理自己的理论，让整个理论贯通。因为学生会问你一些是最根本的大问题，你不能自相矛盾，这样你就被反复拉回到那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做艺术，艺术到底能给我个人的人生带来什么，能对社会有什么用，不断被拉回到这种大问题来。所以我觉得游艺在教书，我就是一直没有被卷入那个当代艺术的漩涡里面，让自己的整个理论思考都厚实起来。所以我觉得教书其实对我的做艺术家的这个工作有巨大的帮助。
上海双年展策展项目之后，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邱志杰：我自己有好多创作计划需要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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