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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策群力，如琢如磨
谈起担任总策展人的过程，邱志杰透露，之前有一些国际策展人给上海双年展艺委会递过案子，可能不太满意，于是学术委员会主席许江提出让邱志杰“牺牲一下，做个提案”。邱志杰做提案的方式是群策群力，请自己的二十个个学生，每人交一个案子，综合一下很快就拿出两、三套提案，艺委会一看就决定下来。之后便找他来当总策展人。
艺委会接受了学术主题结构之后，邱志杰就开始根据结构需要来挑选合作策展人。在邱志杰心目中，适合的合作策展人当然不止目前这三位，但有的忙，有的嫌钱少，各种情况都有。
邱志杰对现在的合作策展人评价是：鲍里斯·格罗伊斯是理论大师，对东欧和中东的艺术家比较熟悉；晏思·霍夫曼是勤快的实践者，手头艺术家名单一大堆，对拉美的艺术家非常熟悉，策划过伊斯坦堡双年展，对中东也熟悉；张颂仁对印度、南亚这一带非常熟悉。
基本上，四位策展人各自先提十五至二十个名字，每人都侧重于自己那一块，然后大家将提名整合起来，总策展人对合作策展人的提名加以研究，给出最终结果。期间，会出现名单重合，就是说，两个都想到同一个人。也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辩论，完了之后，最终决定权当然在总策展人那里。如果名单里有一些名字，虽然总策展人不那么喜欢，但合作策展人非常坚持，那么总策展人会尊重合作策展人的决定。就这样，通过邮件和面谈，反复地切磋、琢磨，邱志杰到去纽约去找鲍里斯、晏思，而张颂仁则在香港，可以经常见面，名单一点点确定下来。
目前，整个主题展的参展人数大概为九十多，整个展览围绕着“重新发电”的主题，以溯源、复兴、造化、共和四个板块为叙事逻辑，将所有名单上的艺术家或者艺术小组纳入框架之中。
尽管有诸多不顺，邱志杰还是很乐观。如果发生一些问题，导致展览最终呈现的不完美，邱志杰表示“不担心”。即使出现艺术家没来，或者开幕后布展未完成等情况，他不觉得“有什么丢人”，毕竟之前的很多设想，有一些确实就是不现实的。只要展览能呈现出一种气场和格局，事情就已经在那里。
以下是采访实录：
上海双年展是一个政府主导的重要文化项目，当初您为何考虑参与到该项目之中，并担任总策展人一职？
邱志杰：上海双年展虽然是由政府主导，但是整个双年展的体制从2000年起就开始采用国际策展人制度，这种制度给策展人相当大的自由。另一方面，这事情没有办法一刀切分成政府还是民间，因为在学术上，对上海双年展起重大影响的艺委会是由各种各样的艺术家组成，学术会议包括刘建华、杨福东、丁乙、周长江、卢辅圣等上海艺术家都有参加，学术委员会主席一直是许江，所以其实这是一个上海各个层面艺术界人士都有发言权的平台，而我是对这个艺委会负责的。我提名的艺术家，艺委会都是看过的，而且都是七嘴八舌讨论过，激烈反对的我也拿掉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您说它是官方，但是这个官方本身又有非常专业的基础在这里面。本届双年展的策展，之前有一些国际策展人给他们递过案子，然后大概艺委会不太满意，后来许江说‘邱志杰，这个明年展览很重大，您得牺牲一下，您做一个提案吧。’那我做提案，其实是群策群力，我的20个学生，每人教一个案子，综合一下，很快我就拿出两三套提案，他们一看就确定下来。之所以这么块，因为我们是美术学院，当然有这个学术优势。后来组委会就说找我来当策展人，做之前我当然就知道工作量很大，过程将会非常困难，是一场炼狱。但是上海双年展它又非常重要，它的影响力跟某个独立策展人策划的民间展览是不太一样的，在某种程度上它可以影响中国的整个艺术生态。而今年很吸引我的就是因为美术馆搬家，必须重新设计体制。不是每一代策展人都有这种机遇参与历史，所以它虽然是挑战，存在着巨大的困难，但是也是巨大机遇。
本届上海双年展策展团队除了您，还有张颂仁和两个国外策展人组成，团队成员之间是如何分工合作的？是否对一些重大问题有过分歧？如有分歧又是如何解决的？
邱志杰：策展人是我挑选的，艺委会接受了我的学术主题结构之后，我就根据这个结构的需要，来思考挑选策展人。当然我理想的不止这两个，有的忙，来不了，有的嫌钱少，各种情况都有。鲍里斯·格罗伊斯是理论大师，对东欧和中东的艺术家比较熟悉。晏思·霍夫曼是勤快的实践者，手头艺术家名单一大堆，特别对拉美的艺术家非常熟悉，策划过伊斯坦堡双年展，所以对中东也熟悉。至于张颂仁，他对印度、南亚这一带非常熟悉。欧洲、美国当然是每个人都熟的，只要在这个圈子里面混。那么基本上，我们每个人先提15至20个人的名字，每个人提名当然都侧重于自己那一块。中国艺术家主要靠我来提，他们几乎不认识。然后大家将提名整合起来，我会对其它策展人的提名人选加以研究。其实还是有很多重合，就是说，他也想要，我也想要，因为我之所以邀请他来策展，就是知道他跟谁的关系密切，跟哪个艺术家曾长期一起工作。当然也有发生冲突的时候，大家辩论，完了之后，他放弃，最终决定权当然在我。当然名单里也有一些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人选，但他非常坚持。那么我想我既然邀请他当策展人，他有他的道理。所以就这样通过邮件和面谈，反复地切磋、琢磨，我去纽约去找鲍里斯、晏思，跟张颂仁经常在香港见面。形成这么个初步名单后，大家坐下来再讨论，我觉得还少了谁，或者说，这个人我觉得不太靠谱，再改再加，就是这种方式来形成最终结果。
在接手本届双年展策展工作之后，您面临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邱志杰：最大的困难一个是时间紧，一个是资金少。然后美术馆的体系还不完整，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是全新的，体系还不完整，什么部分都没有，等于没有人。另一个困难主要是预算紧，其实我大多数的精力都在找赞助，然后这恰恰是我最不擅长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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