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仔细研究了从2002年开始到2012年十年间国际上各种双年展、三年展的展览主题、内容和策展人人选。最后形成了一个表格。做这个表格的过程，也是我理解这十年来国际策展领域的关注焦点的过程。
对我来说，策展是一种治疗。如果艺术界不出什么毛病，那策展人就可以歇菜在家休息。
美术馆机制和画廊机制都已经非常成熟，组织展览、来年联络艺术家，这些行政上的部分他们可以做得比大多数独立策展人更熟练。但那是按部就班有规矩可依的展览组织操作，虽然也需要很深刻的学术判断和独特立场，毕竟人们把展览当一件策展作品来要求的时候没有那么苛刻。
双年展之类是人们对策展人的创造性要求较高的场合。远远不只是组织一个人数够多、艺术家级别够堂皇的江湖大会就够了。人们还要求在这种场合看到趋势和潮流，或者看到看问题的新角度。也就是，希望能够指出目前大家习以为常的展示所忽略的东西。包括需要对作品汇集和展示的惯例有所突破，一句话，这种时候，人们更需要策展带有创作性。
十年来各国的双年展的主题分为几类：
1.强调社会学研究。大量的文献、纸本素描、录像出现，比较反对景观化的视觉艺术，作品比较小体量，比如2007年的卡塞尔文献展、2009年WHW策划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是什么让人类活着?”，2010年的柏林双年展“门采尔的极度现实主义”，从美术史家的角度出发来策展。2002年悉尼双年展的葡萄牙人伊莎贝尔·卡洛斯(Isabel Carlos) 策划“理智与情感”，从神经心理学和哲学出发;包括上双高士明策划的部分“巡回排演”这些都是观众比较难啃的展览。这一类展览通常表面上看学究气浓厚，其实含有社会政治议题，画册很有深度，现场展览较不好看。办给内行看的。
2.呼应社会政治热点议题。往往在策展标题上显得充满人类关怀和时代意识。如2007年罗伯特·斯托(Robert Storr)策划的“用感觉想，想着感觉(Think with the Senses,Feel with the Mind)”，题目虽然听起来很哲理，其实是在当年伊拉克战争的语境下重新言论美国价值观的建构意义。政治上白人男权主流价值观确定不疑。2003年卡梅隆的“诗学的正义”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国际政治格局的应对。2007年的莫斯科双年展由八个人策划“注解：全球政治、市场、遗忘”，2010年台北的“艺术的政治性”，等等。这类注重社会热点的展览总会有相当刺激的作品，但是在概念上肯定不能做到极端，因为最终还是通过具体的艺术家的作品。
3.多元文化和另类现代性议题。这类工作可以看作上面的第二类的一个分支，都关注当代社会政治热点议题，但是立场着落在反思主流现代性上。这立面的领衔展览首推奥克维《平台5：交流和后殖民》，这个展可以算是后殖民理论和策展的扛鼎之作。2006梅若威瑟(Charles Merewether)在悉尼策划的“接触地带”，接触地带，说穿了也就是文化交流和冲突的地带，视野要放在美国和欧洲之外，一定要关注全球化、移民、都市化、中东和珠三角，等等。热衷于组织讨论，甚至小汉斯式的马拉松讨论。我们华人策展英雄侯瀚如从“移动的城市”开始对这方面的坚持一以贯之，这也体现在他2007年在伊斯坦布尔策划的“不只可能而且必要——全球战争时代的乐观主义”，包括2009年他为里昂双年展策划的“壮观的日常生活”，这时候后殖民大潮有所减退，翰如的策划还是带有典型的关系美学和后殖民策展影响，注重媒体、街头、消费社会中人们之间的讨论。核心地区后殖民理论退潮但是仍可以波及到新出现的双年展重复这个话题。比如多元文化理论名家，1999年策划“大地魔术师”的马尔丹，到杜塞尔多夫大宫美术馆之后策划“祭坛”，再次强调大地魔术师的观点，把非洲土人祭坛搬入西方美术馆。他在2009年莫斯科双年展策划“反对隔阂”Against Exclusion，多元文化主义道路不改，强调外国人和本国人在今天的难于区分。巫鸿和萨印策划的2006年光州“热风变奏曲”，题目虽没有明示，但是实际上是做亚洲议题。也属于此类。这类零类现代性展览往往艺术家多，乱。高士明和张颂仁、萨拉的广州三年展《向后殖民说再见》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类策展策略。但是反对什么一定会受到它所反对的东西的辐射并被归属与那一话题。
4.亚洲议题。在亚洲一些新兴的双年展往往相当时髦。比如刚谈过的2006年光州。当然，澳大利亚还有主打亚太概念的昆士兰亚太三年展。日本福冈有亚洲艺术三年展。南京三年展的第三届等，都是亚洲概念。亚洲议题可以视为另类现代性议题的又一个小分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