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詹福瑞
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如鸟之双翼,车之两轮。文艺创作需要批评,如同刀需要磨刀石,庄稼需要农夫的锄头。诚如鲁迅在《看书琐记(三)》中所说:“文艺必须有批评。批评不对了,就得用批评来抗争,这才使文艺和批评一同前进。”在文艺界,会有根本不理会批评的作家和艺术家,就像有的作家所声明的那样,他从来不看批评文章,也不理会批评文章。这自然是他个人从艺的态度与权力,但是塞耳杜闻,至少我认为不是一个聪明的艺术家。其实,批评家也是如此,他也完全可以不顾作家和艺术家对于批评的反应,但这样的批评很难说睿智。不过这是就常理而言。而事实上,有的艺术家之所以回避甚至反感文艺批评,问题不仅仅是在作家、艺术家对批评的无视、忽视乃至仇视,而是有的文艺批评变了味,不再发挥使刀子更为锋利的磨刀石功能,不再起到铲除杂草使庄稼更为茁壮成长的作用。
如今的文艺界自然不乏促进文艺发展与进步的优秀的批评作品,但也无须讳言,批评界指鹿为马者有之,以臭为香者有之,捧杀者有之,追杀者亦有之,把评论写在顶戴花翎下的有之,写在红包上的亦有之。可谓乱花迷眼,怪相横生。
批评不能行走在正常的轨道,自有其复杂的原因,而从批评家主体方面考察,问题会出在诸多方面:一般而言,认识能力的庸常,会影响到对于是非曲直的判断;鉴赏能力的低下,会导致批评的美丑不分,甚至以丑为美;审美趣尚的低俗,会造成对不雅作品的追捧;不同的批评立场与批评方法,会影响到对批评对象的判断,等等。但是这些因素只能关系到批评取向和批评的水平,却不会影响到批评家能不能讲真话。批评是否诚实,能否讲真话,主要不是受制于批评家的能力和水平,而是批评家开展批评的态度和目的是否端正。
批评之所以在艺术界有着重要的位置,发挥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它对于真理的坚守与审美理想的追求,以及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的对于是非的激扬,对于优劣的评判。俄国批评家杜勃罗留波夫于《黑暗王国的一线光明》中说:“真理不在于辩论的细节,不在于个别推理是否正确,而在于所论的事物是否具有活跃的真实。你应该使我了解现象的本质,这现象在一连串其他现象中的位置,它在生活底共同趋势中的意义和作用,而且您得相信,您用的这个方法就能使我对问题下正确的判断。”真理之于批评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所谓抽象,是指真理乃是批评家所应遵循的求真问道的原则和理念;而所谓具体,则是批评家在开展批评中所要把握的科学态度和方法。所以,正常的文艺批评,应该是是非分明、观点明确、高下立见的;而这也是批评存在于文坛的价值。优秀的文艺批评,是衡量文艺作品艺术水平高低的最好的参照。然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批评家人生理想以及人格品质基础之上的。坚守真理、追求审美理想的批评家,才能不媚权,不屈势,更不会惑于金钱的诱使,实事求是地面对批评的对象,无论亲疏,无论贵贱,好就是好,坏就是坏,美就是美,丑就是丑,坦诚地开展批评。现代文学批评家李长之在《产生批评文学的条件》一文中尖锐地指出:“批评是反奴性的。凡是屈从于权威,屈从于欲望(例如虚荣和金钱),屈服于舆论,屈服于传说,屈服于多数,屈服于偏见成见(不论是得自他人,或自己创作),这都是反批评的。千篇一律的文章,应景的文章,其中绝不能有批评精神。批评是从理性来的,理性高于一切。所以真正的批评家,大都无所畏惧,理性之是者是之,理性之非者非之。”在我理解,他所说的唯理性是之,就是坚守真理和审美理想,这是批评家必须具备的品德。
所以,文艺批评不讲真话,多半是在坚持真理和追求审美理想这个文艺批评的魂儿上出了问题。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在《论戏剧艺术》中说过:“如果道德败坏了,趣味也必然会堕落。真理和美德是艺术的两个密友。你要当作家、批评家吗?请首先做一个有德行的人。如果一个人没有深刻的感情,别人对他还有什么期望?而我们除了被自然中的两项最有力的东西——真理和美德深深地感动以外,还能被什么感动?”在批评家那里,真理与理想这个批评的灵魂出了窍,他自然就没了主意,没了主心骨,批评自然如行尸走肉,何止是不敢讲真话,甚至是不肯讲真话。而对于文艺批评而言,最大的敌人就是不讲真话。它是搞乱文艺批评的罪魁,是败坏批评声誉的祸首。因此,要想重树文艺批评的威信,要如鲁迅80年前说的那样:“必须更有真切的批评,这才有真的新文艺和新批评的产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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