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从近两年您在金棕榈及金酸梅奖的提名上看，您似乎对一些大牌艺术家的“大作品”(在投资、规模、宣传上)带有强烈的警惕性，而对一些新锐艺术家的与个人生活非常接近的作品更加推崇，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思考?
鲍栋(以下简称鲍)：这个评奖的初衷第一是为了指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和实践中的典型问题。例如说有些大牌艺术家能够拥有充分的资源，他们把一个小问题或者一个小瑕疵放的无限大，这样的问题我想批评家肯定是要指出来的。有句话王林老师说得很好：“你是大腕，你就应该对你的艺术负责。你做得不好，社会就更应该知道。因为你有了某种光环，你就有了某种欺骗性，让别人误以为不好的作品也是好的，那就是很大的误导。”因此现在真的是需要有人把问题指出来，让人看到当代艺术圈的问题，而不是说只有一种兴高采烈的娱乐化报道。
另一方面关于青年人，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资源可用，所以他们的艺术实践更多的是从自己的日常经验和日常材料中开始的，也正因为这样，他们没有把自己架空，还有支持自己创作的根，所以我比较关注这样的作品。
记者：现在双金奖评选结果出来了，它与批评家年会的评选有什么样的区别?
鲍：首先是批评家年会的奖评的是年度艺术家，而不是年度作品，再加上这个评奖机制有所不同，批评家年会的奖是分成两步走，第一步是提名，第二步是评奖委员讨论，然后再来投票。这有点像众议院、参议院的做法。分成这两个步骤，相互制衡，它的结果可能要显得比金酸梅更加折衷，结果肯定不是最好的，但也不是最坏的，民主结果都是这样，我们这次评奖结果也是这样的。
记者：那么你认为这种结构还有没有可以反思的地方?
鲍：我觉得当然有反思的地方，这种模式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要强调现场的直接讨论，但是因为时间或其他因素，我们可能很难就一个作品，真正的深入地讨论下去。因为现在大家关注的问题还是比较多元的，所以这种对话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两天的时间还是太短。
记者：我们经过采访几位没有入选双金奖的艺术家和批评家，听到了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说这个奖有些荒诞的地方，艾未未同时被评为金棕榈和金酸梅这两项奖的获得者，他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矛盾体，那么你怎样看待的?
鲍：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关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在评选中确实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是事实，有人认为批评家应该有一个集体的价值导向，但我认为，评奖不是单纯的给公众一个舆论结果，我们不是家长，不是保姆一样的批评家，实际上我们是把事实上的分歧不遮掩地给大家看到，然后让大家自己去得出自己的判断。这意味着艺术批评家并不是的所谓的革命导师，他是一个观察者与对话者，尤其是，他不是代替公众进行判断。
假如只是给出一个所谓一致的判断结果，这实际上就是把观众、把公民变成了一种只会接受，不会思考的动物，便成了一种愚民文化。我们要和这种批评观彻底地决裂。
记者：新的这一代的批评家，或者说理论家是不是与以前的85时期的这些批评家和理论家，担负的责任不一样，然后他们的这种思路、策展标准也不一样?
鲍：是这样的。因为’85那一代也不是铁板一块，每个个体区别是很大的。有的更讲究个人英雄的、有更权威的，有更潮流的，也有的也是很节制的。我们这一代之间的差异也很大，有很多不相同的地方，但就整个大时代来讲，可能要更加审慎一点，这一代人更愿意面对复杂的情况，而不是给出一个简单的结论;也就是更加满足于认识活动本身，而不是给出一个认识的结果。
记者：从你自己策划的一些展览来看你批评思想是怎样的，例如说在展览《概念之酶》中你提供的策展思路是怎样的?
鲍：《概念之酶》实际上针对的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对现实中过度强调所谓的现场渲染，视觉冲击力，和无意义的外表，对这种景观化的艺术的反思。策展中我说要从概念出发，只要你的核心动力成立，只要你的思考是有质量的，哪怕你不实施成所谓作品，我觉得都是有价值的，所以《概念之酶》是在强调当代艺术本身就有它哲学的一面，而且我一直认为当代艺术就是哲学的一种，就是一种非语言的思考，我们做过一个讨论就叫“艺术作为思想”。
记者：那么，接下来2011年的工作重点会放在哪?
鲍：工作重点!我觉得可能还是学习，阅读。去读更多东西、思考更多问题，这才是重点，这个重点永远都不会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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