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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炼:视觉秩序与观念

艺术中国 | 时间: 2010-08-02 14:35:50 | 文章来源: 艺术国际

文/段炼

本文是《观念绘画与视觉秩序》的续篇,进一步探讨观念艺术的“视觉秩序”问题,重在描述视觉秩序内在结构,即艺术作品之形式语言、修辞语言、审美语言、观念语言的一体贯通。“视觉秩序”一语并无公认的或官方的定义,本文作者对此概念的思考,起自与美国当代观念艺术家马克坦西的交谈,以及对坦西绘画的解读。

一、形式语言

面对周春芽的《绿狗》,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的方面。我第一眼看见的不是狗的图像,而是画家的笔触。我对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绘画情有独钟,对其以运笔传达情绪大感兴趣。周春芽的画异曲同工,不是要再现一个动物,而是要表达画家的情绪,这情绪有可能是他对这条狗的感情,也可能是内心的某一具体激情。同样,周春芽的桃花风景和静物花卉,也不是要再现什么,而是要进行表述,是要传达情绪。在这些作品中,画家利用形式语言进行表述,而批评家探讨画家作品的笔触,则是在形式的层次上进行批评和研究。

用西方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术语说,批评的阅读是对文本的一种细读行为(close reading)。在20世纪前半期,形式主义解读绘画作品也强调细读,例如对笔触的解读便是。但是,到了后现代时期,观念主义挑战现代主义,形式主义的细读受到了质疑。纽约当代艺术家马克·坦西(Mark Tansey,1949-)画有《细读》一画,整个画面是一本书中的一页,一位读者快速向着这本书奔跑,冲进这一页中。坦西画的奔跑强调了速度感,就像照相机拍照时推了一下镜头,其模糊的笔触有点类似于抽象表现主义的效果。坦西是位观念画家,他在此画中质疑形式主义的阅读方法,认为距离太近了什么都看不见,造成文本的模糊。在此,坦西用模糊的笔触处理模糊的文本,借以质疑细读。

细读究竟对当代艺术有无价值?如果在形式的层次上谈论图像,其价值难以否定。视觉图像处于形式的层次,与笔触一样是一种形式语言。

面对台湾雕塑家朱铭的作品,从形式语言上说,他的近期雕塑更加纯粹,几乎是纯抽象作品。可是,如果对照观赏他早期的太极雕塑,我们便能看到朱铭作品从具象到纯抽象的演进过程。在此过程中,艺术家自有其视觉表述的语法模式,这就是太极动作的图式。不论抽象、具象,朱铭的太极图式都隐藏其中。这样的图式运用方式在当代艺术中相当流行,例如岳敏君的语法模式是张开大嘴露出白牙傻笑。有了这样的语法模式,再添枝加叶使其丰富变化,便可制造出不同图像,例如天安门前傻笑的人等等,这是当代艺术的时尚。再如张大力的图式,其语法模式是侧面人像,下巴翘起,扮演着他的私人LOGO的角色。

二、修辞语言

通过形式语言的层次,我们得以涉入修辞语言。马克坦西的《文本的愉悦》仍与细读有关,画中一辆车被撞飞了,车前的人是画家的自己,在车和人之间有一个停车牌。显然,驾车者没在十字路口停车,一头撞上了停车牌,不仅违反交通规则,还去冲撞交通法规。在正常情况下这个牌子会被撞歪,在画上却没有,这个牌子巍然屹立,被撞飞的反倒是车,说明交通规则(艺术成规)威力无比。这时画家来到车祸现场,利用汽车翻滚到半空的机会细读车的底盘,就象细读文本。法国后结构主义理论家罗兰·巴特有著名文章《文本的愉悦》,而巴特本人正是死于交通事故。在这幅画中,巴特的文章和故事,被画家用作暗含的典故,其用意在于质疑巴特:当发生交通事故的瞬间,有可能去细读底盘吗?

这幅画不仅是对细读这一行为的质疑,更是对再现这一概念的质疑,是和罗兰·巴特的一个批判性对话。在这样的语境中,这幅画尽管是具象的,但决不是再现的,也不是写实的,因为画家描绘了一个不可能的场景。

使用典故是一种修辞方法,超越了形式的层次。马克坦西有《布列塔尼的投降》一画,其典故来自委拉斯开兹的同名绘画。坦西在构图布局、人物安排、场景设置、背景处理等方面都挪用了委拉斯开兹的画。画中左边的一组人物穿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军装,右边穿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军装。一战军队都是欧洲人,尤其是法国画派的画家们,有毕加索,他穿着翻毛大衣显得很紧张,还有马蒂斯,其穿着像个军官,还有巴黎画派的理论家布列东。穿着二战军服的是美军,主要是波洛克等抽象表现主义画家。一战军队的法国画家们使用委拉斯开支的长矛,二战时期的美国画家们则有军车、高射机枪。美国抽象表现主义的理论家是格林伯格,他和布列东正在签署受降书。巴黎画派投降了,纽约画派接替了西方艺术中心的地位。格林伯格的手自信而懒散地插在裤兜里,把受降书往前推到布列东面前,让他签字。这是一件叙事性作品,讲述20世纪前半期美术史的发展。这幅画貌似再现了一个历史场面,但一战时期的军队和二战时期的军队不可能打仗,所以这幅画并非真正的再现,而是表达一个历史观念,是画家与历史的对话。

类似的作品还有《占领》,描绘巷战结束后的场面。占领者是普鲁士军队,街道的路牌写着西百老汇大街和春街,这两条街的交叉路口是纽约艺术区苏荷的中心,这里居然空空荡荡看不见美国人,只看见普鲁士军队。艺术史是一场拉锯战,刚才纽约画派赢了,现在欧洲人又打回来了,画家借此探究历史问题。如前所述,画家在此已超越了形式语言的层次,如果我们仍在形式上谈论这幅画的再现问题,便无法和画家对话。

三、审美语言

中国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意境、境界,西方美学中虽然没有同样的术语,但却有类似的概念,例如诉诸内心世界的审美力量和顿悟(inscape)。18世纪后期德国画家弗雷德里克画大风景,很具震撼力。站到他画的大山大水前面,任何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会对大自然产生敬畏。这种感觉、这种审美理想、这种美学观点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是为审美语言的理论渊源。在谈到审美力量时,弗雷德里克的一位学生给自己的老师写信说:面对远山长河你的心会被无言所吞没,当你失落于浩瀚的空间,你的整个生存体验便净化了,这时你的自我已经消失,你变得无足轻重,唯有全能的神无处不在。

这种内心力量暗合了中国的审美意境,即物我合一的思想。中国的意境给人产生诗意的美感,西方的心境是对大自然表示敬畏,追求的内心的净化,追求崇高。自后现代以来,西方的观念艺术表述崇高的思想,多质疑古典的崇高概念。马克坦西的《白上加白》影射马利维奇的至上主义绘画,描绘了一幅茫茫宇宙的画面,展现了一种让人敬畏的境界。画中有两群人面对面,从服装看,他们是两群完全不同的人。左边那群人的翻毛帽子说明他们是北美的爱斯基摩人,地上还有雪橇和狗,他们的生存环境是暴风雪。右边那群人穿着白色单布袍子,他们是阿拉伯人,身旁有账篷、骆驼等,他们的生存环境是沙尘暴。暴风雪和沙尘暴从不同的方向吹过来,这些人的衣服动态说明了风向的对立。暴风雪从左吹向右,沙尘暴从右吹向左,二者相撞继而合一,以强烈的冲突而制造了一个文化和观念的碰撞。这两群人来自不同的季节(冬天和夏天),画家把他们并置一处,制造了一个文化和历史的碰撞事件,这就像冥冥中有一个神在那里注视着整个画面和事件。这是一个新的不可能的世界,是一个想象的世界,是一个内心意象。

坦西的《天真之眼》也描绘了一个境界,这却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一群北美印第安人骑马伫立在湖边的高坡上,注视着1960年代美国艺术家史密斯的地景作品《螺旋形防波堤》。印第安人不懂这件作品,他们站在那里苦想:这个地盘是我们的,这山这水也都是我们的,白人跑到这里来搞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按美国流行文化的观点看,史密斯的作品并无真正的意义,而没意义就是意义。不论史密斯制作这件作品究竟是什么意思,印第安人捉摸不透,因而文化背景不同。我们设身处地想一想,面对观念艺术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你不知道它的原意是什么,你会做出不同的解释,而最简单的办法则是不要去过度解释,仅注重视觉感受,注重作品所营造的审美世界。面对史密斯的地景作品、面对坦西的绘画,我的感受是:艺术家是视觉的动物,哲学家是思想的动物,观念艺术家是视觉的动物+哲学的动物,这是观念艺术家所造之审美世界的隐喻。

在这个世界里,坦西的绘画《天真之眼》用一个著名的哲学命题作为审美语言,旨在考察那些不懂观念艺术的人,但考察一词有简单之嫌。这幅画是隐喻的,至于隐喻什么,我们不必去太过拘泥地去深究,因为不同的人可以读出不同的隐喻来。

四、观念语言

隐喻指向观念,而观念艺术家中又不乏寓意一派,南美画家莫尼兹便是一例。莫尼兹生于60年代初,后来移居纽约并获得了艺术的成功。他挪用现成的图式,但具体的挪用方法却比较独特。西方人最通常的早餐是三明治,莫尼兹拿餐刀当画刀用,在早餐盘里抹出两个蒙娜丽莎,一个用果酱抹,另一个用花生酱,然后将两个蒙娜丽莎拍成照片,再拼贴成作品。他也把早餐的麦片染成不同颜色,制作成印象派的风景,例如莫奈的画。这类作品远看是画,近看是麦片。靠同样的创意,他还用食品做作品,寓意为视觉图像可以食用、艺术是可以吃的。这一寓意,是因为现代主义有一个观点说,漂亮的形式可以愉悦人的眼睛,于是莫尼兹的观念艺术便要诉诸人的味觉,愉悦人的胃口,满足人的口腹之欲。

这样一来,莫尼兹实际上是要诉诸人的大脑,并以此而颠覆眼睛的愉悦。为了诉诸大脑,他甚至用肮脏的垃圾做作品,根据垃圾的颜色分类,复制世界名画。这些作品远看是名画,做得很精细、很具体,近看却是垃圾,对看画者的双眼进行暴力攻击。

莫尼兹如此这般进入艺术的观念层次,与另一些极端的观念艺术家殊途同归,恰如他们在画廊里拿着狗屎往参观者脸上打上去,以此为行为作品。这是一个智慧而邪恶的悖论:参观者若欣赏不了这样的狗屎作品就是笨蛋,就是缺乏当代艺术教育;若参观者的教育很好,那么就应该能够欣赏这样的作品,那么就吃狗屎好了。2000年在纽约布鲁克林美术馆就出现了这样的作品,是一个黑人画家做的一件大幅圣母像,是用大象的粪便绘制的。纽约市长说:布鲁克林美术馆若不把这张画撤下去,明年美术馆就拿不到市政府的预算经费。结果,美术界攻击纽约市长,说市长连艺术都不懂,居然敢用经济手段制裁艺术家。后来市长没办法而收回了他说的话,让圣母像继续展出,而且第二年布鲁克林美术馆继续拿到市政府的拨款。

当代艺术的观念性是一种政治态度。人们可能会误以为西方政府没有艺术审查机构,其实西方的观念艺术是有约束的,除了法律的约束,还有行政的约束。加拿大前任总理得过风瘫,他的嘴是歪的。他在任时蒙特利尔有一个展览,其中有画家给他画了一幅肖像,夸张丑化了他的歪嘴。市政府派来警察,要撤下这幅画。艺术界不同意,结果出现了非常幽默的一幕:警察往这张画上斜斜地贴一张封条,把歪嘴遮住,作品继续展出,观众看不见歪嘴。

马克坦西有《凌越大师》一画,画中一个粉刷工正在刷墙,墙上的壁画是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粉刷工是画家的自画像,他站在依墙的梯子上刷墙,墙上有梯子的投影,而粉刷工则把这投影给涂掉了。显然,画家描绘的是又一个不可能的场面:你要涂掉古代大师可以,但古代大师太高了,你得有所依仗用梯子才能上墙,可是当你真的借助梯子去涂掉古代大师时,梯子却被涂掉了,你也从高墙上掉下来了,你没法涂墙。这幅画的寓意是:涂抹的行为是危险的。涂抹这个概念是从后结构主义来的,尤其借自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无庸讳言,马克坦西不是给德里达的理论作插图,而是挑战德里达。在此,德里达使用语言和文字进行理论表述,画家使用图像,是为当代艺术的观念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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