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500年艺术史，其中的一条隐线就是东西方艺术的互动。而这样的互动，早已发生在这500年之前。比如，当我们对璀璨的文艺复兴推崇备至时，常常对它的一个源头不置一词。实际上，一个世纪前就不断有学者提出，宋元便携的卷轴绘画和中国艺术的自然主义风格影响了中世纪艺术，成为促成佛罗伦萨、锡耶纳、罗马等地文艺复兴萌芽的直接源头，明确体现在杜乔、乔托、洛伦采蒂等早期文艺复兴巨匠的木版画和湿壁画中。这样的影响，不仅仅表现在东方人的面孔、丝绸、织金锦、文字和中国传统服饰纹样出现在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中，也不仅直观表现在对中国同类题材和人物的借鉴（比如洛伦采蒂在锡耶纳市政厅壁画《好政府的功效》中的打谷场景，就与南宋楼《耕织图》局部十分相像）。除了意大利文艺复兴绘画中这些显而易见的中国图像和符号，中国风景画和禅宗绘画对于和谐自然的追求，以有形空间寓无形之境的中国道家和佛家精髓，也深刻影响了14世纪欧洲基督教绘画“对超自然力量的表现”。法国学者艾田蒲说：“在意大利风景画中渗透的中国艺术风格比在一个蒙古人的肖像中可能要深刻得多。”

布歇《中国花园》1742年布面油画40.5cm×48cm法国贝桑松美术馆藏

从西向东，16至17世纪，耶稣会士利玛窦等精通中文的欧洲学者首次将油画圣像、精装铜版插图书、雕塑带到中国，向中国人讲解西洋透视阴影和凹凸画法。在中国艺术的接受方面，西洋艺术对明末波臣派肖像画、清初没骨法花鸟画产生了直观可见的影响。到18世纪，上至宫廷，下至民间，从以郎世宁和乾隆的西洋趣味为代表的清宫传教士美术，到“仿泰西”画法的年画大量在江南集市上出售。这些西洋影响都早已为我们所熟知，在中外学者关于中国艺术史的著作中反复书写，成为中国近现代以来持续受到西方的影响和冲击，进而不得不做出反应才逐渐走向独立自强的历史铺陈。

法国博韦皇家手工工厂《皇帝出行》

相比之下，从东向西，中国对西方的影响方面，在中外学者关于西方艺术史的主流书写中却常常要么一笔带过，要么不置一词。然而，流行于欧洲18世纪的“中国风”（Chinoiserie），却是西方思想史和艺术史上绕不过去的事实。在莱布尼茨、伏尔泰等人的想象中，中国这个哲学家的国度，有着比西方更优越的政治哲学、道德和体制，它的艺术、工业与法律、政策都“堪为世界各国的楷模”。路易十五甚至仿效乾隆皇帝的春耕大典，蓬巴杜夫人则把自己想象成乾隆的香妃，在她钟爱的宫廷画师布歇笔下，深受中国风影响的洛可可艺术盛极一时。中国刺绣、服饰、瓷器、漆器、家具、建筑，对欧洲17至18世纪流行的巴洛克和洛可可艺术的影响持续存在着，这个东方乌托邦在华托、布歇的画笔下被反复描绘，浓郁的东方风情在金碧辉煌的凡尔赛宫、德国宫殿和官邸中，在荷兰、英国民间装饰和工艺制品中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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