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有一件双鱼瓶,一件双鱼壶,都是唐长沙窑物件。双鱼瓶是两条鲤鱼,腹部相向相连,两鱼嘴合一为瓶口,整体并作双鱼形瓶身,鱼脊飞扬,鱼鳍相向,其间有凹槽,槽上下两端贴桥形拱码钉,可系绳。这双鱼瓶,瓶体浑圆,鱼口、目、鳞、脊一应俱全,褐釉刻鳞,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反映了唐代制瓷工匠在设计上的高度造诣。按现在的习惯来命名,应当叫做褐釉双鱼穿带瓶。另一只壶泛黄青釉上双鱼贴花,多棱短流,双系,有把手,壶身有瓜棱,也出自唐代长沙窑。写标签的时候我把它叫做青釉瓜棱双鱼贴花执壶。 我们今天无把无嘴的容器叫做瓶,有把有嘴的叫做壶。白居易《家园三绝》云:“沧浪峡水子陵滩,路远江深欲去难。何似家池通小院,卧房阶下插鱼竿?篱下先生时得醉,瓮间吏部暂偷闲。何如家酝双鱼榼,雪夜花时长在前?鸳鸯怕捉竟难亲,鹦鹉虽笼不着人。何似家禽双白鹤,闲行一步亦随身?”白居易的诗里出现了另一个概念叫做“双鱼榼”。 《说文解字》释义:“榼,酒器也。”《急就篇》颜注云:“榼,盛酒之器。”白居易诗云“何如家酝双鱼榼”,讲的是用双鱼酒器盛自家酝酿之酒,至于双鱼酒器是双鱼形的瓶还是贴了双鱼图案的壶就得有一番考究了。 作为盛酒器具的壶瓶的进化过程有文字记载。唐代李济翁《资暇录》道:“元和初,斟酒犹用樽勺,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誉,虽数十人,一樽一勺,挹酒而散,了无遗滴。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罂,而盖、嘴、柄皆具。太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论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碍而屡倾仄。今见行用。”元和初,使用樽来盛酒,樽是无把无嘴的容器,现在的闽南语依然以“樽”为名词称呼无把无嘴的容器。在当时,樽在概念上与壶重叠,相当于今天的瓶。后来出现了注子,有盖,有嘴,有柄。柄是什么?柄是一根长棍子似的把,这把与嘴间距离约90度角,像今天的中药煲。笔者有一把长沙窑壶,柄上明明白白写着“张家注子”四字,有实物可证,不会产生歧义。到了太和九年,去了柄,安装了系。这系又叫偏提。系原安于壶,像耳朵的轮廓,对称,用于结绳。既偏提,即单耳。这时盛酒的容器像茗瓶,也就是像茶壶了。换句话说,如果唐代李济翁《资暇录》上述那段话确能概括了当时所有事实,那么有把有嘴的容器用于品茗在先,用于斟酒在后。盛酒的器具从无把无嘴进化到有柄有嘴又进化到有把有嘴是在唐代。至于有把有嘴的酒瓶和有把有嘴的茗瓶之间的“小异”是什么?今不可考。 白居易的《家园三绝》说的是他理想的生活,随时可以钓到鱼,雪夜花时有酒,庭院里有一对白鹤。在中国,鱼自古就被视作丰足的象征。从唐长沙窑双鱼榼我们知道,早在高古,“鱼”与“余”读声与寓意就已经缠绕,袅袅悠悠进入了我们祖先的天灵。 (文、图:吴小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