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收藏的众多隋唐砚中，最为珍贵的是一方蹄足多达23条的青釉瓷砚台，在唐代阎立本的《北齐教书图》中，就描绘了一方和他收藏的这方相似的砚台。他还收藏了很多唐代出现，造型非常特别的箕斗形砚，也叫风字形砚，这种砚是在唐代中叶突然出现，材质各异，大小不同。 其中，宋砚也是黄海涛极为推崇的，“宋代是中国砚台发展的第三次高峰，宋代的砚主要特色在于文人参与治砚，使得中国砚台的风格定下来，也是中国砚台发展的转折期，在此之前，中国是工匠治砚，工匠用砚。”他认为，宋砚的优点在于简约、冷峻、峭拔，感觉砚出剑锋。“宋代是文人治国时代，与皇帝分权而治。在我想象当中，宋代文人手里的砚，是一把出锋的宝剑。辛弃疾写‘醉里挑灯看剑’，我认为可以改成‘醉里挑灯看砚’更有意思。宋代的文人非常有气节，砚台也具有文人的情怀，砚台的格局也是在宋代形成。 到了南宋，中国文人开始走下坡路。特别是清代的文字狱，把中国文人在宋代形成的骨气和气局全部杀灭了，简约大方的大格局越来越少，出现风花雪月的小格局。清代文人审美心态极其扭曲，造就了奇形怪状的砚台，黄海涛将清代的砚台形容为“歪不歪，正不正，扭不扭，方不方……”。这是清代扭曲的审美观导致的结果，这与清代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讲到的是一样，当时对梅花的审美“以曲为美，以欹为美，以疏为美”，于是斫直、删密、锄正，以夭梅病梅居多，致使江浙之梅皆病！“不同时代，审美不一样，砚台风格不一样，材料、作用也都不一样。就如每个人性格一样，文化的多元化，文人多元化，砚台也就多元化，千砚千貌。”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黄海涛逐渐收藏不同地方生产的砚台。“最早买砚只是兴趣使然，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收藏。”他的第一方砚台是出差广东肇庆时偶然购买的，“别人都是大包小包的购买土特产，我选了两方端砚，当时对砚台的了解也只限于‘四大名砚’，这两方砚台也是以学生的身份买了学生做的砚”。至此之后，黄海涛只要到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出差，就收集当地的砚台，做纪念品，开始玩砚台，他最初的收藏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上世纪90年代，经一位收藏古籍的行家点拨，黄海涛转而收藏古砚。好的砚台材质要好，而更为重要的是砚台的文化意义——砚台非是寻常家用摆件或生活实用器皿，砚台是直接参与书画创作的主要工具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宗教等方面服务的重要工具。因此，其地位远远高于其他许多门类的艺术品。 收藏的乐趣不仅在于收藏过程中各种悲欢的故事和数量的拥有，黄海涛认为“砚台收藏实际让我由无知，打开了新领域的一扇门，发展成我的兴趣，甚至事业”。古人时常用“耕砚田，永宝之”嘱托子孙，体现了砚台是古人生活和事业的伴侣。米芾“宁舍一室、不舍一石”，米芾当年以一方“灵璧研山”换得一处镇江甘露寺旁边临江的一处豪宅，但住进豪宅后，常思“灵璧研山”，并作诗云“研山不复见，哦诗徒叹息。惟有玉蟾蜍，向余频泪滴。”以此表达悔恨失去这方宝砚的心理。历代以来，砚台的稀缺性、艺术性以及文人赋予的文化、历史价值构成了砚文化极高的含金量。 “收藏砚台一开始是出于兴趣，玩的心态，由于砚丰富多彩，文化表现不同，促使我看书，学习。越看书，越觉得砚台内涵丰富，越有兴趣，必会越投入研究。”醉里挑灯看砚，这是砚台对于黄海涛的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