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17年，法国的一个艺术青年，从纽约的卫浴器具商店里，买了一个白色陶瓷小便池，然后花6美元参展费，送到“美国独立艺术家展览会”(Independent's Exhibition)上参加展览,他为自己的这件作品取名为“泉（Fountain）”，这个年轻人就是杜尚（Marcel Duchamp）。当然，即便是“独立艺术家展览”也并不能安然接受这件“过分”的作品，但是，这件作品却开启了艺术史上的一个新时代。在艺术史写作中，学者们将这一新时代的艺术命名为“后现代艺术”。 在1999年的苏富比拍卖行拍卖中，这个小便池最终以170万美元的高价成交。但如果在1917年之前，客人可能会在讨价还价后，用10美元便将其带回家。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是什么魔力使它摇身变为收藏于美术馆之中的艺术品？ 杜尚的作品体现了属于“后现代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质，那便是在艺术创作过程中的“挪用”方式。这件“泉”可以看作是对于“现成品”的“挪用”，而创作于1919年，被加了胡须的“蒙娜丽莎”（L.H.O.O.Q.）则可以看作是对艺术史图像的“挪用”。这种艺术形式的出现改变了艺术发展的内在逻辑：人们重视的不再是从无到有的创造，而是强调如何通过社会和文化中既有的视觉经验进而创造出新的意义。 这一方式深刻地影响了后来以安迪·沃霍尔以及劳申伯格为代表的波普艺术家们。当安迪·沃霍尔无数次地重复玛丽莲·梦露、蒙娜丽莎以及可口可乐的形象时，人们已可以接受：“毫无创造性地”挪用大众传媒图像并对其进行复制也是一种艺术创作。 “挪用”在中国的应用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中国波普艺术。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艺术界，逐渐对“生命”、“意义”、“本质”这样一些宏大而抽象的概念失去兴趣。一些艺术家开始对此前的传统艺术观以及新潮艺术观进行反省和质疑。王广义和余友涵等艺术家开始利用不同时期的各种流行图像，来对中国的社会变革进行重构和阐释。 波普艺术在中国的流行也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对于“挪用”方式的大规模运用。从当时的“政治波普”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艳俗艺术”，对于“现成品”以及“大众文化”的运用达到了极致。进入2000年，更多艺术家将目光转移到艺术史资源：通过对艺术史图像的“挪用”，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创造具有复杂意义结构的属于当代艺术史的新图像。岳敏君的“场景系列”、缪晓春的“艺术史研究系列”、王庆松的“老栗夜宴图”等作品都可以看作是这一倾向的代表。 对于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年轻艺术家而言，他们已经可以很自觉地运用“挪用”的手法，并且通过更加多样化的媒介来进行艺术创作，进而建立起一个更加丰富的图像系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