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然而一个人怎样能够理解他或她没有见过或体验过的艺术作品？如果作品不存在，我们又能不能获得一种比在可见的独立作品前沉思更深刻和直观的认识呢？在一个由de Appel 和STUK Kunstencentrum合作的会议《行为艺术的前世今生（The manifold (after) lives of performance）》（2009年11月）上，会议的对外文稿提到“在过去十年当中，艺术家对于重新讲述已经完成的标志性或权威性行为作品兴趣大增，一些用语例如重演（re-enactment）、重创（recreation）、重做（remaking）、重构（reconstruction）, 重置（restaging）和重述（respeaking）与其他一些概念包括挪用（appropriation）、语境重构（re-contextualization）、重新定位（repositioning）和重作（reworking）等加以融合，已经演变成一种潮流。”基于对这“重重”疑虑，这个展览强调观众与行为作品在公共场合的偶遇，通过对这些都市神话猜想性的口口相传，或者各种二手材料，观众并不需要依赖“重演”来体验。与强调真实性的目击者口述相反，我们在展览出版物中代之以对亚历斯作品虚构的叙述（作者本身也没有参观过作品）。亚历斯的“在”与“不在”之间，为参展艺术家的多样化艺术实践腾出了空间，这些参展作品并不对亚历斯的创作方式进行直接注解，其中的年轻艺术家也不一定受到亚历斯创作的启发。展览只是启动了14位国籍不同的艺术家之间可能的关联，通过将聚光灯从弗朗西斯•亚历斯这样一位成名艺术家身上转移到这些各不相同的艺术家和作品之上，展览对行动主体（agency）进行了重新分配并对常规的个展模式提出了质疑：去除主角否定了对于高度可见的个体艺术家及其实践的直接褒奖和庆贺。 展览中的许多作品都属于微小的介入和诗意的姿态，它们最终将消散为似是而非的流言或传闻。这种转瞬即逝和极简主义的特质多多少少呼应着亚历斯的创作手法，然而更深一层的解读却可能揭示出对他创作的偏离、变异甚至对抗。这些作品与亚历斯的创作展开对话并提出问题，例如纪实纪录是否一次性行为作品的唯一合法再现；多样化主体与行为的特定遭遇是怎样的；微小介入在情景化语境和公共领域当中的意义；当艺术家表达他（她）的具有社会意义的个体姿态时，所谓政治效能的限制在哪里。这些艺术家和作品同时也支持着策展话语的探讨，包括如果在个展中搁置对于艺术家作品和个体形象的追逐，将会发生什么；如果有多种多样的方法接近“主角”及作品，一个展览可以提供怎样的体验和思考；而亚历斯和他的作品的缺席又能为参展艺术家及观众带来怎样的自由参与空间。 在戈达尔的2001年的电影《爱的挽歌》中，戈达尔通过他的主角说出：“我正在想一样东西。事实上，我在想着其他东西。你只有在想着其他东西的时候才能想到某样东西。”通过重新导向或挫败对于直接意义的欲望，我们邀请观众在想着参展艺术家的同时想起亚历斯，从而挑战在场总是优于缺席的常规见解。在筹备展览的过程当中，我们曾经想过重构那些完成作品完成前的瞬间，于是我们邀请亚历斯为研究提供一些“证人（witness）”，以及他们目击他的作品或行动的笔录证言。亚历斯和他的助手Raul Ortega却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海报，他们声称这张海报“出现于墨西哥城的某处……”，海报上用西班牙语写道：“有人见过弗朗西斯•亚历斯吗？如果见过，请打电话……”。通过这张神秘的海报，亚历斯的形象始终徘徊于在场与缺席之间，而他作为缺席的主角也巧妙地转换了展览语境。 真的有人在墨西哥城贴出寻人海报吗？又或者这只不过是亚历斯自己制造的另一场流言？在一次与James Lingwood的对话当中，亚历斯说：“我喜欢发动一个主意，组织一系列可以令某个情景持续发展的变数，然后失去控制。整个项目就像流言，一个片断连接另一个片断，就像互相传递信息的链条。东拉西扯中，各个片断相互呼应，成为彼此的线索。” 最终，我们似乎找不到对我们的展览比这更适合的总结，然而疑惑并不止于此：究竟是谁发动了这个主意？ 该项目2010年4月16日－6月6日于de Appel艺术中心，阿姆斯特丹展出，由2009/2010年de Appel策展项目成员策划，策展人包括Nikita, Yingqian Cai蔡影茜 (中国)，Alhena Katsof (加拿大)，Direlia Lazo (古巴)，Yael Messer (以色列)，Alan Quireyns (比利时)，Luis Silva (葡萄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