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我常在做忏悔和检讨。在大学任教这么久，自认为是一个好老师，却也曾经扮演过压迫孤独者的角色。有一次看到女学生为了参加舞会，清晨两点钟在围墙铁丝网上叠了六床棉被，一翻而过；我告诉她们要处罚背诗、写书法，但不会报告教官。其实我心里觉得她们很勇敢，但还是劝她们回去了，我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虽然后来她们还是跳出来了）。更有趣的是，这个铁丝网曾经让校长在校务会议上得意地对我说，这是德国进口犹太人集中营专用的圆形铁丝网，各面都可以防范——可是二十岁上下的女孩子，你关都关不住。 《牡丹亭》说的也是同样的故事，十六岁的杜丽娘怎么关都关不住，所以她游园惊梦，她所惊的梦根本是个春梦。 无法仰天长啸 后来如何大彻大悟呢？因为一个学生。*刚刚开始，有个学生在校园里贴了张布告，内容是对学校砍树的事感到不满，这个人是敢做敢当的二愣子，把自己的名字都写了上去。认同的抚掌叫好，说他伸张正义，敢跟校长意见不同，还有人就在后面写了一些下流的骂校长的话，但他们都没有留名字，只有二愣子被抓去了。 学校决定要严办此事，当时我是系主任，便打电话给校长，校长说：“我要去开会，马上要上飞机了。”我说：“你给我十分钟，不然我马上辞职。”后来我保住了这个学生，没有受到处罚。但是当我把这个学生叫来时，他对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为什么不让他们处罚我？”我到现在还在想这件事。 在群体文化里，二愣子很容易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很正直，有话直说，包括我在内，都是在伤害他。我用了我的权力去保护他，可是对他来讲，他没有做错，为什么不让他据理力争，去向校长、向训导单位解释清楚，让他为自己辩白？ 不管是爬墙的女孩，或是这个贴海报的学生，都是被我保护的，但是，我自以为是的保护，其实就是在伤害他们的孤独感，使孤独感无法完成——我在设法让他们变得和群体一样。 如阮籍等人都是被逼到绝境时，他们的哭声才震惊了整个文化，当时如果有人保护他们，他们便无法仰天长啸。 活出孤独感 竹林七贤之嵇康娶了公主为妻，是皇家的女婿，但他从没有利用驸马爷的身份得名得利，到了四十岁时遭小人陷害，说他违背社会礼俗，最后被押到刑场砍头。他究竟做了什么伤风败俗的事？不过就是夏天穿着厚棉衣在柳树下烧个火炉打铁。这不是特立独行吗？这不是和群体的理性文化在对抗吗？而这是法律在判案还是道德在判案？ 嵇康被押上刑场的罪状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这个罪状留在历史里，变成所有人的共同罪状——我们判了一个特立独行者的死刑。 嵇康四十岁上了刑场，幸好有好友向秀为他写了《思旧赋》，写到他上刑场时，夕阳在天，人影在地。嵇康是一个美男子，身长七尺八寸，面如冠玉，当他走出来时，所有人都被惊动，因为他是个大音乐家，在临刑前，三千太学生还集体跪下求教，然而，嵇康弹了一曲《广陵散》后叹曰：“广陵散于今绝矣！” 有人说，嵇康怎么这么自私，死前还不肯将曲谱留下？但嵇康说，不是每一个人都配听《广陵散》。如果活不出孤独感，如果做不到特立独行，艺术、美是没有意义的，不过就是附庸风雅而已。
每次读向秀写的《思旧赋》总会为之动容，生命孤独的出走，却整个粉碎在群体文化的八股教条之下。 竹林七贤的孤独感，毕竟曾经在文化中爆放出一点点的光彩，虽然很快就被掩盖了，在一个大一统的文化权威下，个人很快就隐没在群体中，竹林七贤变成了旁人不易理解的疯子，除了疯子谁会随身带把锄头，告诉别人，我万一死了，立刻就可以把我给埋葬？ 然而，孤独感的确和死亡脱离不了关系。 生命本质的孤独 儒家的群体文化避谈死亡一如避谈孤独，一直影响到我母亲那一代腊月不谈“死”或其谐音字的禁忌。即使不是腊月，我们也会用各种字来代替“死”，而不直接说出这个字，我们太害怕这个字，它明明是真实的终结，但我们还是会用其他的字代替：去世、过世、西归、仙游、升天……都是美化“死”的字词。 死亡是生命本质的孤独，无法克服的宿命。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说过，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开始走向死亡。他有一篇很精彩的小说《墙》，写人在面对死亡时的反应。他一直在探讨死亡，死亡是这么真实。庄子也谈死亡，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凝视一个骷髅，最后他就枕着骷髅睡觉。睡着之后，骷髅就会对他说话，告诉他当年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庄子迷人的地方，他会与死亡对话。 相反的，孔子好不容易有个特立独行的学生，问他死亡是什么，结果马上就挨骂了：“未知生，焉知死”，可是，怎么可能不问死亡呢？死亡是生命里如此重要的事情，一个文化如果回避了死亡，其实是蛮软弱了。儒家文化固然有乐观、积极、奋进的一面，但是我觉得儒家文化最大的致命伤，就是始终不敢正视死亡。 儒家谈死亡非得拉到一个很大的课题上，如“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唯有如此死亡才有意义。所以我们自小接受的训练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死亡，可是人的一生有多少次这种机会？ 小时候我总是认为，如果看到有人溺水，就要不假思索地跳下去救他，不管自己会不会游泳，如果不幸溺死了，人们会为我立一个铜像，题上“舍生取义”。 一个很伟大的哲学最后变成一个很荒谬的教条。 如果在生命最危急的情况下，对其感到不忍、悲悯而去救助，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绝对是人性价值中最惊人的部分。但是，如果是为了要“成仁”而“杀身”，就变成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了。 就好比，如果我背上没有“精忠报国”这四个字，我是不是就不用去报国了？ 孤独与伦理规范 忠、孝究竟是什么？当我们在谈孤独感时，就必须重新思考这些我们以为已经很熟悉的伦理规范。文化的成熟，来自多面向的观察，而不是单向的论断；儒家文化有其伟大之处，孔子的哲学也非常了不起，但当一个思想独大之后，缺乏牵制和平衡，就会发生许多问题。检视这些问题并非去否认问题，不能说“今日儒家文化已经式微了”，我们最底层的价值观、伦理观以及语言模式，在本质上都还是受儒家的影响，而这里所说的“儒家”早已跳脱哲学的范畴，而是一种生活态度，就像我习惯在校园发现问题时立刻以系主任的职权去维护学生，这也是“儒家”，为什么我不让它成为一个议题，公开讨论？ 在我们的社会中缺乏议题，包括情欲都可以成为一个议题。
从法国回来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私立大学任职，是校内十三位一级主管之一，当时学生如果要记大过，就必须开会，由十三位主管都同意签字后才能通过。这件事通常是由训导单位决定，到会议上只是做最后的确认，不会有太大的争议。我第一年参加时看到一个案例，那是一九七七年发生的事，一个南部学生到北部读书，在外租屋；房东写了一封信给学校，说这个学生素行不良，趁他不在时勾引他的老婆，学校就以此为罪状，要学生退学。我觉得应该要了解背后的因由，当下不愿意签字，当我提出看法时，听到旁边有个声音说：“蒋先生毕竟是从法国回来的，性观念比较开放。” 听了，我吓一跳，我还没来得及说明，就已经被判定了。 不管是这个案例或是前面提到的自我反省，其实都是不自觉地受到群体文化的影响，许多事情都变成了“想当然耳”，即使事后发现不是如此，也不会有人去回想为什么当初会“想当然耳”。 孤独感的探讨一定要回到自身，因为孤独感是一种道德意识，非得以检察自身为起点。群体的道德意识往往会变成对他人的指责，在西方，道德观已经回归到个体的自我检视，对他人的批判不叫道德，对自己行为的反省才是。 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时，学生要他逃走，他在服刑和逃跑之间，选择了饮下毒堇汁而死，因为他认为他的死刑是经过*的投票，他必须遵守这样子的道德意识，接受这样子的结局。这才是道德，非如今日社会中，从上至下，不管是政治人物或市井小民，都在振振有词地指着别人骂：不道德！ 我相信，有一天，孤独感会帮助我们重新回过头来检视道德意识，当其时道德情操才会萌芽。就像阮籍不在母亲丧礼上哭，让所有的人说他不孝，而看到他吐血的只有一个朋友，便把这件事写在《世说新语》。他不是没有道德，而是他不想让道德情操变成一种表演。 当道德变成一种表演，就是作假，就会变成各种形态的演出，就会让最没有道德的人变成最有道德的人，语言和行为开始分离。 对生命的怀疑 我出版过一些书，谈了美学、谈过诗，写了一些小说和散文，我想我最终的著作应该是一本忏悔录。我相信，最好的文学是一本最诚实的自传，目前我还没有勇气把它写出来，但已经在酝酿，我也知道这会是我最重要的功课。我是要跳回去做一个和稀泥的人，去掩饰跳墙、记过的事件，还是要做阮籍或嵇康？ 这就是我的选择了。 我想，台湾应该是一个可以有距离地去对抗儒家文化传统的地方，奈何我们既隔离在外，却又以儒家正统文化自居，因为我们认为大陆破坏了儒家传统，所以我们必须去承接，事实上我们所背负的包袱比大陆更重。所以我到上海时便发现，大陆在改革开放后，孤独感一下子就跑出来了，特立独行的个人也出现了……好像，台湾要发动在内心深层处的孤独感革命更难了…… 家庭、伦理的束缚之巨大，远超于我们的想象。包括我自己，尽管说得冠冕堂皇，只要在八十四岁的妈妈面前，我又变回了小孩子，哪敢谈什么自我？谈什么情欲孤独？她照样站在门口和邻居聊我小时候尿床的糗事，讲得我无地自容，她只是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么不能说的？”
其实，我母亲和许多母亲一样，手上一直握有一把剪刀，专门剪孩子的头发，比中学时代教官手中那一把更厉害，这一把看不见的剪刀叫做“爱”或是“关心”。因为这把剪刀，母亲成为我走向孤独的最后一道关卡。 在我们的文化中，以“爱”、“关心”或是“孝”之名所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对的，不允许相对的讨论、怀疑——而没有怀疑就无法萌生孤独感，因为孤独感就是生命对生命本身采取怀疑的态度。 我们活着真的有价值吗？我不敢说。我也不敢说杀身一定成仁，舍生一定取义，鲁迅写的秋瑾杀身、舍生之后，其鲜血只是沾染了一颗馒头，让一个得肺痨的小孩食用，她甚至救不了他。这个了不起的文学家颠覆了儒家成仁、取义的观念。 生命的意义 生命真的有意义吗？儒家文化一定强调生命是有意义的，但对存在主义而言，存在是一种状态，本质是存在以后慢慢找到的，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本质，除了你自己。所以存在主义说“存在先于本质”，必须先意识到存在的孤独感，才能找到生命的本质。 在七○年代，我上大学的时候，存在主义是非常风行的哲学，不管是通过戏剧、通过文学。例如当时有一部戏剧是贝克特的《等待戈多》，两个人坐在荒原上，等待着一个叫做Godot（中文译为戈多，Godot是从God演变而来，意指救世主）的人，等着等着，到戏剧结束都没有等到。生命就是在荒芜之中度过，神不会来，救世主不会来，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也没有来。我们当时看了，都感动得不得了。 从小到大，我们都以为生命是有意义的，父母、老师等所有的大人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包括我自己在当了老师之后，都必须传递这个信息，我不能反问学生说：“如果生命没有意义，值得活吗？”但我相信，我如果这么问，我和这个学生的关系就不会是师生，而是朋友，我们会有很多话可以讲。 如果你问我：“生命没有意义，你还要活吗？”我不敢回答。文学里常常会呈现一个无意义的人，但是他活着；例如卡夫卡的《变形记》用一个变成甲虫的人，来反问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变成一只昆虫，或是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说，人就是昆虫，那么这个生命有没有意义？我想，有没有可能生命的意义就是在寻找意义的过程，你以为找到了，却反而失去意义，当你开始寻找时，那个状态才是意义。现代的文学颠覆了过去“生下来就有意义”的想法，开始无止尽地寻找，很多人提出不同的看法，都不是最终的答案，直到现在，人们还是没有找到真正的答案。 陈凯歌的《黄土地》里，那群生活在一个荒凉的土地上，像土一样，甚至一辈子连名字都没有的人，他们努力地活着，努力地相信活着是有意义的，或许就是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意义。然而，不管生命的意义为何，如果强把自己的意义加在别人身上，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我相信，意义一定要自己去寻找。 如果婴儿出世后，尚未接触到母亲前，就被注射一支针，结束了生命，那么，他的生命有意义吗？存在主义的小说家加缪（Albert Camus）有过同样的疑惑，他在小说里提出，如果婴儿立刻死掉，他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问的是生命非常底层的问题。 那个年代我们读到这些书时，感到非常震撼，群体文化不会问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会很痛，你看到所有的报道都是那么荒谬，是谁恶意为之的吗？不是，所以群体文化无法讨论“荒谬”这个问题，而存在主义则把它视为重要的命题。
抛开结局的束缚 加缪的《局外人》（L' tranger）中，讲述的是在法国发生的真实事件，L'Etranger这个词中文译为“局外人”，其实就是孤独者的意思。故事叙述一法国青年对一个*人开了六枪，被当成谋杀犯送进监牢，但所有的审判都与他开这六枪无关，而是举证他在为母亲守丧时没有掉泪，在母亲的丧礼上，他未依礼俗反而打了一个花哨的领带，以及在母亲丧礼后，他便带女朋友到海边度假，并发生性关系。诸此种种便成为他获判死刑的罪证。 行刑前，神父来了，告诉他要做最后的祷告和忏悔，灵魂还有机会上天堂。这个青年骂了一句粗话，说：“我就是开了这六枪，不要说那么多了！” 如果大家有机会再去翻这本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就会发现最后一章写得真是漂亮。青年的囚车在黎明时出发，他看见天上的星辰，他说从未感觉到生命是如此饱满，他忽然变成整部小说歌颂的英雄——从儒家和群体文化的角度来看，实在很难去认同杀人犯变成英雄的故事，这部小说在国外会得奖，但若是在国内，可能直至今日都无法获得肯定，因为它的内容违背世俗的标准。 在台湾不会有人以陈进兴为主角，最后还把他写成英雄，然而，小说的好或坏，不是结局的问题，而是生命形式的问题。这个形式里的孤独感、所有特立独行的部分，会让人*到惊恐，应该有个小说家用文字去呈现他生命里的点点滴滴。然而，我们不敢面对，我们甚至觉得知道太多生命的孤独面，人会变坏。 有没有这样的印象？大人会说：“这本小说不能看，看了会变坏。”我认为，对人性的无知才是使人变坏的肇因，因为他不懂得悲悯。 在陈进兴这则新闻里，我印象最深的画面，是他被枪毙后尸体送去摘取器官的过程，如果我要写小说，大概会从这一段写起。他对我而言，还是一个生命，而他在死亡，是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我也要反驳群体文化中不知不觉的约束，使这些特立独行的议题无疾而终。 我用“议题”而不是用“主角”，因为我们总认为“主角”一定是个好人。记不记得小时候看的电影，常常会在最后结局时，出现一行字：这个人作恶多端，终难逃法网恢恢。后来我再去看这些电影，发现那个主角已经逃走了，只是在当时的观念里，不加上这一句结尾，观众不能接受，因为恶人要有恶报，好人要有好报。 如果我们用先入为主的善恶观去要求文学作品要“文以载道”时，文学就会失去过程的描述，只剩下结局。我从小受的作文训练就是如此，先有结局，而且都是格式化的结局，例如过去连写郊游的文章，最后还是要想起中国大陆几亿个“受苦受难、水深火热”的同胞。 先有结局，就不会有思考、推论的过程。当我自己在写小说时，我便得对抗自己从小训练出来“先有结局”的观念，而是假设自己就是小说里的人物。这是往后我写作的一条道路，我也希望不只是我个人，而是整个社会在经历这么多事件后，足以成熟地让人民思考，而不是用结局决定一切。 或许有人会说，现在小学生写作文，已经不写“拯救”大陆同胞的八股教条了，但是不是就有思考了呢？我很怀疑。事实上，今日社会事件的报道，甚至在餐厅里听到的对话，都还是先有结局。一到选举时更明显，都是先有结局再搜罗证据，如果真是这样，人民的思考在哪里？从过去到现在，人民的思考在原地踏步，好像他忽然从一个权威的体制里跳出来，觉得过去都是很愚昧的，他气得跳脚，以为跳向另一个极端。可是你仔细看，他跳脚的方式和当年某个伟人去世时跳脚的姿态是一样的，并没有改变。他还是用同样的情绪在跳脚、在哭，只是偶像换了另外一个东西而已。如果这样的话，人民的思考在哪里？
个体的独立性应该表现在敢于跳脱大众的语言、说出怀疑和不同的思考方式，而不是结局或结论。我相信，我们的社会需要更多的孤独者、更多的叛逆者、更多的阮籍和嵇康，勇于说出不一样的话，但要注意的是，这不是结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结局，就会以为“他只是在作怪”，当你抛开结局的想法时，才能理解对方是在提出不同的想法。 逻辑（logic）一词源于希腊文logos，就是“不同”的意思。你从正面，我从反面，以后才能“合”，才有思考可言。而如果只有一面倒的意见，思考便无由产生。我相信，好的文学要提供的就是一种“触怒”。 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 很有趣的是，在我自己出版的作品里，销路比较好的都是一些较为温柔敦厚者。我有温柔敦厚的一面，例如会帮助晚上跳墙的学生回去，写在小说里就是有一个皆大欢喜的圆满结局。我也有叛逆的一面，如《因为孤独的缘故》《岛屿独白》两本作品，却只获得少数人的青睐——我很希望能与这些读者交流，让我更有自信维持自己的孤独，因为我一直觉得，孤独是生命圆满的开始，没有与自己独处的经验，不会懂得和别人相处。 所以，生命里第一个爱恋的对象应该是自己，写诗给自己，与自己对话，在一个空间里安静下来，聆听自己的心跳与呼吸，我相信，这个生命走出去时不会慌张。相反的，一个在外面如无头苍蝇乱闯的生命，最怕孤独。七○年代，我在法国时读到一篇报道，社会心理学家发现巴黎的上班族一回到家就打开电视、打开收音机，他们也不看也不听，只是要有个声音、影像在旁边；这篇报道在探讨都市化后的孤独感，指出在工商社会里的人们不敢面对自己。 我们也可以自我检视一下，在没有声音的状态下，你可以安静多久？没有电话、传真，没有电视、收音机，没有电脑、网络的环境中，你可以怡然自得吗？ 后来我再回到法国去，发现法国人使用电脑的情况不如我们的普遍，我想那篇报道及早提醒了人与自己、与他人相处的重要性。所以现在你到巴黎去，会觉得很惊讶，他们家里没有电视，很少人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带着手机。 有时候你会发现，速度与深远似乎是冲突的，当你可以和自己对话，慢慢地储蓄一种情感、酝酿一种情感时，你便不再孤独；而当你不能这么做时，永远都在孤独的状态，你跑得愈快，孤独追得愈紧，你将不断找寻柏拉图寓言中的另外一半，却总是觉得不对；即使最后终于找到“对的”另外一半，也失去耐心，匆匆就走了。 “对的”另外一半需要时间相处，匆匆来去无法辨认出另外一半的真正面目。我们往往会列出一堆条件来寻找符合的人，身高、体重、工作、薪水……网络交友尤其明显，只要输入交友条件，便会跑出一长串的名单，可是感觉都不对。 所有你认为可以简化的东西，其实都很难简化，反而需要更多时间与空间。与自己对话，使这些外在的东西慢慢沉淀，你将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可以是你的另外一半。因为你会从他们身上找到一部分与生命另外一半相符合的东西，那时候你将更不孤独，觉得生命更富有、更圆满。 阅读《*》，了解情欲孤独 我们谈情欲孤独，出发点是一个非常本能的感官、性、器官、四肢……我们急于解放，使情欲不孤独，不是今日才有的事，早从希腊时代开始人们就有这样的渴望，中国在明代也出现了《*》。我常建议朋友要了解情欲孤独，就要阅读《*》，张爱玲也同意，她认为《*》比《红楼梦》重要。
你在坊间看到的《*》是删节本，不能看到书的全貌，建议读者去找万历年本的原著，你将会发现，明朝是建立商业文明的时代，商业一来感官的需求就会增加；现今社会亦是如此，我记得小时候还是农业社会，情欲刺激比较少，虽然存在却隐藏着，但是商业化之后，就变成一种行为，就变成到处可见的“槟榔西施”，情欲成为具体的视觉、听觉刺激着每一个人，难以把持、快速地蔓延，逐渐变成我们今日所说的“*泛滥”，在书摊上就可以看到各种图像文字。 可是我们回过头看明朝的《*》，内容一样让人觉得瞠目结舌，你会发现感官刺激变成在玩弄身体。让自己的情欲压抑在释放的临界点是最过瘾的，所以说痛快，痛快，有时候痛与快是连在一起。在《*》中有些情欲就变成了虐待，以各种方式获得肉体的*。 然而，他们并不快乐。 《*》、“槟榔西施”刺激的都是情欲的底层，无法纾解内心的孤独感，实际上孤独感的纾解必须透过更高层次的转化，例如前面所说的，我的中学时代男孩子们会看武侠小说来转化情欲孤独。 从小说谈孤独 谈到情欲孤独，我想用我的短篇小说集《因为孤独的缘故》中第一篇小说《热死鹦鹉》来谈。这则故事是一个医学院学生告诉我的，他暗恋着他的老师，这是他的隐私。我不会把它变成公共的事情，但是这个故事给我很大的震撼，让我想把它写成小说。 在学校任教，我有很多机会接触学生，他们会把心事说给我听，例如前面提到的那位女学生，当我听到她用四种身份交友时，我蛮惊讶的，可是我不能表现出来。一旦我表现出惊讶，他们便不会再说。我只能倾听，做一个安静的听者。 听者是一个很迷人的角色。可以看到一个学生突然跑来，从一语不发到泪流满面，可能得等他哭上一个钟头，消耗掉一包卫生纸后，才开始说一点点话，四个小时后，他才可能说得更多。 那个医学院的学生告诉我，在解剖学的课上，他看着老教授的秃头，听着他用冷静的声音讲孔德哲学和实验研究的结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迷恋。当时的我无法了解，一个年轻人何以会对秃头、稀疏的头发产生情欲上的迷恋，因为那并不是我会迷恋的东西。这就是孤独感的一个特质——旁人无法了解，只有自己知道，而因为我们不了解，就会刻意将它隔离，于是整个社会的孤独感因此而破碎。 在《热死鹦鹉》里，当这个医学院的学生，听到老师引用实证主义者的话，说：“你应该用绝对冷静、客观的心态去面对所有东西，不能沾带任何主观的道德情感，回到物质性的存在本质去做分析。”他开始检查自己的身体。他发现之所以会迷恋他的老师，是因为老师将孔德的实证主义带入他的世界，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迷恋老师是一件很荒谬的事；迷恋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却无法接受，因为这是不道德的。 小说里一只学人讲话的鹦鹉热死了，大家无法从解剖分析中找到它热死的原因，而在它热死前所说的三个字究竟是什么？也引起各界的关切。不过小说最后没有结局，鹦鹉只是一个符号！ 鹦鹉的出现是因为写作小说时，我到动物园玩，炎热的夏天让鹦鹉也热晕了，站在那边不动，我突然觉得很有意思。鹦鹉羽色鲜艳，非常抢眼，而它又会学人说话，它如果学了“我爱你”，是学会了声音还是学会了内容？而我们说话都有内容吗？抑或不过是发音而已？
你或许也有这样的经验，和朋友聊天失神时，你看到朋友嘴巴一直动，听不到他的声音，可是又不会影响你继续对话。 我想，人有一部分是人，一部分可能是鹦鹉，一部分的语言是有思维、有内容的，另一部分的语言则只是发音。我记得日本的小津安二郎有一部电影，是说一对结婚多年的老夫妇，妻子已经习惯先生发出一个声音后，她就会“嗨”跑过去，帮他拿个什么东西。其中一幕是妻子老是觉得听到丈夫在发出那个声音，她一如往常“嗨”的答应跑去，但丈夫说：“我没有叫你。”一次、两次，在第三次时，丈夫觉得他好像该让妻子做点什么了，所以在妻子出现时，对她说：“帮我拿个袜子吧。”所有的观众都看到，丈夫没有发出那个声音，但是妻子却一直觉得丈夫在叫唤，或者她终其一生就是在等着丈夫的叫唤。 至今，我仍觉得这一幕非常动人。它其实不是语言，而是关系，我们和身边最亲近的人永远都有一段关系，加缪在《局外人》里也写到，他在巴黎街头观察带宠物出门的人，他发现怎么每一只宠物都跟主人那么像！这也是一种关系。 意识到身体的存在 我在《热死鹦鹉》这篇小说里，就用了鹦鹉作为一种符号，去代表医学院学生某种无法纾解的情欲。他去度假、晒太阳回来，躺在床上抚摸自己的身体，想象手指是老师手上的解剖刀，划过他年轻的二十岁的身体，骨骼、腰部、乳房……这绝对是情欲，但是纠结着他在解剖学里学到的冷静，也纠结着他自己无法抑制的热情。他感觉到在精致的肋骨包围着一个如灯笼结构的体腔，里面有心脏的跳动，牵动血液的循环，他还能感觉到自己肺的呼吸、胃的蠕动，他在解剖自己，也在宣泄情欲，所以最后他*了。 我在十六岁时读《红楼梦》，看到宝玉的遗精，吓了一大跳，但这就是一个认知身体的过程，也许在好多好多年后才会爆发。情欲孤独也可以说就是认知身体吧！在认知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沾带着两种情绪，一个是绝对的客观和冷静，一个是不可解的与身体的纠缠。从死亡意识里出来的身体，是一个肉体、躯壳，而死亡就是和身体告别。人要和身体告别很艰难，一来可能是因为长期使用产生的感情，一来也表示人们意识到“原来我的身体是现实存在的东西”。平常我们都只是在运用身体，却没有意识到它真正的存在。 我认为，真正的情欲就是彻底了解自己的身体，包括所有的部位，从外表看得到的到内脏器官，甚至分泌物，但不能先有结论。 或许有些人在《热死鹦鹉》这篇小说里，读到了耸动的师生恋，有的人则是好奇鹦鹉死前说的三个字——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多人读出书中以罗马拼音留下的谜，那三个字就是“后现代”，调侃当时各界把“后现代”当作口头禅的现象，没有特别的意涵。新书发表时，大家对那三个字都很感兴趣，我自己倒是没有做什么回应，我期望把这本书作为与孤独者的对话，因为我蛮珍惜这种孤独感，所以也没有多谈。 孤独并非寂寞 孤独和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是庄子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是确定生命与宇宙间的对话，已经到了最完美的状态。这个“独”，李白也用过，在《月下独酌》里，他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这是一种很自豪的孤独，他不需要有人陪他喝酒，唯有孤独才是圆满的。又好比你面对汪洋大海或是登山到了顶峰，会产生一种“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的感觉，没有任何事情会打扰，那是一种很圆满的状态。 所以我说孤独是一种福气，怕孤独的人就会寂寞，愈是不想处于孤独的状态，愈是去碰触人然后放弃，反而会错失两千年来你寻寻觅觅的另一半。有时候我会站在忠孝东路边，看着人来人往，觉得城市比沙漠还要荒凉，每个人都靠得那么近，但完全不知彼此的心事，与孤独处在一种完全对立的位置，那是寂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