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时，我常会涉猎一些动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或是生理学的研究，我相信很多作者或是艺术创作者皆会如此。因为所谓文学或哲学、艺术，常被视为一种个人的思考方式，或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如果引用动物学、生理学等科学知识，就能使作品更客观，当然，这些知识不会影响创作本身。 有一个在热带地区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他的一句话常被创作者引用，法文是coitum animal triste，中文译为“*后动物*伤”。我觉得用“*”这个词并不准确，coitum指的是“性的极度高潮”，不是*的刺激而已，是生理学所界定的性*的巅峰、可能会呼吸停止的一种状态。 或许你也有过这种难以言喻的经历，在高潮过后，感觉到巨大的空虚，一刹那间所有的期待和恐惧都消失了，如同死亡——前面提过，情欲孤独的本质和死亡意识相似，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紧紧拥抱的一方，完全无法与你沟通，你是一个全然孤独的个体。 产后忧郁症是另一种相似的状况，很多妇人在生产后感到空虚，好像一个很饱满的身体突然空掉了。有时候我们也会以“产后忧郁症”形容一个完成伟大计划的创作者，比如导演在戏剧落幕的那一刻，会陷入一种非理性的忧郁状态。 写小说时，我常会涉猎一些动物学、人类学、社会学或是生理学的研究，我相信很多作者或是艺术创作者皆会如此。因为所谓文学或哲学、艺术，常被视为一种个人的思考方式，或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如果引用动物学、生理学等科学知识，就能使作品更客观，当然，这些知识不会影响创作本身。 有一个在热带地区从事研究的人类学家，他的一句话常被创作者引用，法文是coitum animal triste，中文译为“*后动物*伤”。我觉得用“*”这个词并不准确，coitum指的是“性的极度高潮”，不是*的刺激而已，是生理学所界定的性*的巅峰、可能会呼吸停止的一种状态。 或许你也有过这种难以言喻的经历，在高潮过后，感觉到巨大的空虚，一刹那间所有的期待和恐惧都消失了，如同死亡——前面提过，情欲孤独的本质和死亡意识相似，在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紧紧拥抱的一方，完全无法与你沟通，你是一个全然孤独的个体。 产后忧郁症是另一种相似的状况，很多妇人在生产后感到空虚，好像一个很饱满的身体突然空掉了。有时候我们也会以“产后忧郁症”形容一个完成伟大计划的创作者，比如导演在戏剧落幕的那一刻，会陷入一种非理性的忧郁状态。 写小说时，我不会想读小说或文学作品，反而会乱翻一些奇怪的书籍，例如关于动物、人类生理结构的书，从书中发现一些东西，使其与作品产生一种有趣的联结，例如《热死鹦鹉》以及接下来要谈的《舌头考》。 天马行空的世界 在写《舌头考》之前，我读到一些有趣的知识。 书上写有些两栖类动物会用舌头舔卵，或是用舌头将卵移到植物体上，使其在阳光下曝晒孵化。读到这一段前，我从未想过舌头会和生殖行为发生关系。我们都知道舌头和语言的关系，但对动物而言，舌头还有其他的用途。如果你也有过在草丛中观察青蛙或蟾蜍的经验，你会发现它们的舌头很惊人，可以伸得很长，且很精准地抓住飞行中的蚊子，卷进嘴里。舌头不完全是语言的功能，在许多动物身上，它是捕捉猎物的工具。
动物语言和舌头的关系反而没有那么密切，我们常用狗吠、狼嚎、狮吼、鸟鸣来形容动物的声音，说的就是它们的语言，只是我们无法辨识。语言也许不是人类的专利，动物也会用不同的声音去表达部分的行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求偶或觅食，但相较之下，人类的语言复杂了许多。因为人类的语言极度要求准确，名词、动词、形容词，每一个字词的发音都要精准，所以我们会说“咬文嚼字”，在咬和嚼的过程中，舌头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 舌头也和器物有关。我在研究美术史的过程中，发现在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上，有一种舌头很长的动物图像，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动物，有人称它为龙，有人说它是螭，又和一般所谓龙、螭的造型不同。如果你有机会到台北市南海路的历史博物馆参观，你会看到有些青铜器两边的耳，会有一只像爬虫类的动物雕刻，舌头和身体一样长，青铜器的底座也有一只吐舌的动物。 约莫在八○、九○年代，大陆“*”之后，在湖南挖出一座高约一两米的木雕镇墓兽，有两个红绿灯般大的眼睛，中间拖了一条舌头至两脚之间，造型相当奇特。春秋战国时代，从位于今日河南一带的郑国到位于湖南一带的楚国，都曾经大量出现吐舌的动物，其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谜。搞美术的人会说是为了玩造型，但我相信早期的人类在雕刻这些动物图像时，关注祭祀、信仰的目的远胜于造型，这些吐舌动物图像应该具有特别的象征意义。 不论如何，当我意图写一篇与舌头有关的小说时，这些就成为我的题材。这是写小说最大的乐趣，创作者可以莫须有之名，去组合人类尚且无法探讨的新领域。 不管在西方或是在中国，以前小说都不是主流文化，因为不是主流文化，所以创作者可以用非主流的方式去谈生命里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而不受主流文化的监视与局限，包括金圣叹所谓四大才子书，或中国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或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都是呈现一个天马行空、无法归类的世界。 当我开始写《舌头考》时，我走在街上、和人说话都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想观察每个人脸上那个黑幽幽的洞口中跳动的舌头。 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 我发现人的语言很奇怪，舌头可以在口腔不同的部位发出不同的声音，发展出复杂的、表意的行为工具。而且不同的语言系统，运用舌头的方式也不同。当我们在学习不同的语言时，就会发现自己原来所使用的舌头发音方式是有缺陷的，例如学法文时，很多人会觉得卷舌音发不出来，或者d和t、b和p的声音很难区别。 话说回来，使用汉语系统的人，舌头算是很灵活，尤其是和日本人比较时，你会发现他们的语言构造很简单，所以当他们学习外语时会觉得相当困难，很多音都发不出来。许多人大概都听过一个故事，五○年代日本驻联合国的大使，在会议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番演讲。说完，台下有人说：“请问您是否可以找人翻译成英文？”这个日本大使很生气地回答：“我刚刚说的就是英文。” 听“不同的声音”和听“听不懂的声音”，都是相当有趣的事。什么是“听不懂的声音”？举例而言，你听不懂布依人的话，当你置身在布依人的祭仪中，听到所有人都在用布依语交谈时，你会发现你听到的不是语言，而是音乐，是一种有逻辑结构的声音，你会觉得很特别，甚至想用发出这种声音的方式去练习舌头的动作。
我在大龙峒长大，从小就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语言，这里大部分的居民以闽南语为母语，但也有少数的客家人。我家附近还有一个眷村，眷村里的语言天南地北，有云南话、贵州话……每一家妈妈骂孩子的声音都不一样，当时我就觉得语言的世界真是精彩，虽然我听不懂。 第一次因为听不懂的语言感动，是在法国读书的时候。我在巴黎的南边租了一栋房子，是地铁的最后一站，下车后还要走一段路。房东是宁波人，开餐馆的。有一天，我听到房东的妈妈，一个宁波老太太，和一个法国人在说话，说话速度很快。我第一年到法国，法文说得结结巴巴，很惊讶老太太能如此流利地与人对话，可是仔细一听，原来她说的不是法文，是音调如同唱Do Re Mi的宁波话。 宁波老太太说宁波话，法国老太太说法文，两个人说了很久很久，没有任何冲突，没有任何误会——也没有机会误会，这是我第一次思考到，共同的语言是误会的开始。我们会和人吵架、觉得对方听不懂自己的心事，都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语言。 我的一个学生嫁给日本人，夫妻间的对话很有趣，主要的语言是英文，可是在对话中，也会夹杂着一点点的中文、一点点的日文；这一点点听不懂的语言，反而让他们的对话洋溢着幸福感。我突然觉得很羡慕，每天看到报纸新闻上的攻讦、批判、叫嚣……好像都是因为他们使用同一种语言，如果他们说着互相听不懂的话，也许会好一点。 很有趣的是，使用同一种语言为什么还会因为“听不懂”而产生误会？很多时候是因为“不想听”。当你预设立场对方一定会这么说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就决定不听了，对方说再多，都无法进入你的耳里。现在很多call in节目就是如此，每个人都在说，却没有人在听，尽管他们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 这是一种语言的无奈吧！好像自己变成在荒野上一个喃喃自语的怪物。 谨言慎行的民族 从动物的舌头，到青铜器上的吐舌图像，再到听不懂的语言，酝酿出了这篇奇怪的小说《舌头考》。 这篇作品也牵涉苏联解体和现代中国处境等政治问题，同时我塑造了一个人物叫做吕湘，一个湖南的人类学者，借他来阐述从楚墓里挖出来的吐舌怪物以及我对语言的兴趣。 我在小说中杜撰了一个考古的发现：联合国文教组织里的一个考古小组在南美高地发现一具距今一千七百万年前的雌性生物遗骸。这具骸骨出土后，人类学家要断定它是动物、猿人或者人类；最大的区别就是人类的脊椎直立，偏偏这具遗骸的脊椎直立，又有一点点尾椎，有点像袋鼠后腿站立、用尾巴支撑身体的姿态。 这项发现在世界各地引起热烈的研究，包括一位来自波罗的海爱沙尼亚的人种学教授乌里兹别克，当他在芝加哥的学术讨论会上，以他左派的唯物史观认定这是一具人类最早的母性遗骸时，全场哗然。这个情况有点像《小王子》里，土耳其的天文学家发现了一颗行星，但因为他在发表时穿着土耳其的传统服饰，太不符合学术界的规矩，所以没有人相信他。 我们会发现学术界里有一些外在的规矩，如同语言一般，流于一种形式，它不是检定你的创意、论证的正确性，而是一些外在架构。参加过论文口试的人就会知道，口试委员所关心的往往是论文的索引、参考资料，而不是论文中你最引以为豪的创意。这又是一种荒谬，一切都是很外在的，包括语言，变成一种外在的模式符号，其内在的本质完全被遗忘。
在《情欲孤独》里，我提到了儒家文化不鼓励孤独，而这个巨大的道统其实也不鼓励人们在语言上做精细修辞。孔子说过：“巧言令色，鲜矣仁。”他认为“仁”是生命里最善良、最崇高的道德，而一个语言太好、表情太丰富的人，通常是不仁的。孔子的这句话影响了整个民族，变成说话时少有表情、语言也比较木讷。 这就是我们小时候常常受到的训诫：不能随便讲话。客人来时讲太多话，父母会认为有失身份，等客人走就要受处罚。但小孩子哪里知道什么是有身份的话，什么是没有身份的话？最后就变成了不讲话。 语言和文化习惯有很大的关联，在希腊文化中有修辞学、逻辑学（logos），后者更是希腊哲学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所以，你可以看到柏拉图的哲学就是《对话录》，即是语言的辩证。在西方，语言训练从小开始，你可以看到他们的国会议员说话时，常常会让人觉得叹为观止，然后纳闷：“怎么搞的？我们的‘立法委员’怎么不会有这样的表现？” 相对的，孔子要求人的内在多于外在，如果有人讲话讲得很好听，就要进一步“观其行”，行为若不相符，他是无法接受的。 东西方对于语言的训练，没有绝对的好或不好，这是一个人如何去处理自己语言的问题。 忽视语言的儒家 春秋战国的九流十家并不是都否定语言的重要性。公孙龙、惠施的“名家”学派，说的就是希腊人的逻辑学（逻辑学其实可以翻译为“名家之学”，但我们现在用的是音译）。名家有所谓“白马非马”的逻辑辩证，可是如果现在有个人指着一匹白色的马告诉你：“这不是马”，你会觉得很不耐烦，但这就是语言学。从语言逻辑来看，白马和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你会觉得不耐烦，那么你就是很儒家。 “白马非马”探讨的是辞类的问题，在希腊文化里有严格的分别，然而在中国就变成了“巧言令色”。所以儒、道、墨、法等各家都有著述传世，名学却很难找到其经典，只有一些零散的篇章，如“白马非马”、“卵有毛”之类的寓言，都是名学学派发展出来对语言结构的讨论。 西方符号学也是讨论语言的结构，主张在检验思想内容前先检验语言的合理性，如果语言是不合理的，那么说出来的也一定是错误的，必须先将错误处标示出来，然后去找到符号学的定论。我们的文化在这方面的检验很弱，所以你可以看到政治人物的语言都非常混乱，西方的政治人物使用语言很讲究，因为随时可能会被攻击，可是我们对语言并没有这么严格的要求，使语言的含义经常是暧昧不明的。 庄子的哲学里也有关于语言的讨论。庄子和好朋友惠施有一段广为人知的对话，他们在河边看鱼，庄子说：“你看，鱼在水里游，多么快乐。”这句话很多人都会讲，如果今天站在庄子旁边的是孔子，一定不会如惠子一般回答：“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句问话就涉入语言的修辞学、符号学，惠子的用意是要让庄子的问话接受逻辑验证。 如果你身旁有个如惠子一样的朋友，恐怕都不太敢讲话了。可是庄子回答：“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他依照惠子的逻辑推翻惠子的推论。接下来的对话都是逻辑辩证，在儒家道统眼里是完全排斥、毫无意义的对话。我们可以推测，如果名家能够壮大的话，或能弥补儒家文化对语言的忽视。
儒家文化不讲究语言的精准性，基本上儒家的语言是接近诗的语言，是一种心灵上的感悟，把语言简化到一个非常单纯的状态。 语言的局限性 人类的语言文字可以有两种极端的发展，一端是发展成为“诗”，另一端就是发展为法律条文。法律条文务求精密准确，以分明的条目来阻绝任何暧昧性。所以现在国际法、公约等通用的语文是法文，因为法文在辞类的界定上是全世界最严格的语言。而中国语文则是最不精确的、最模糊的，但它非常美，美常常是不准确，准确往往不美，所以不会有人说《六法全书》很美，却很多人认同《诗经》很美。 孔子本来就不喜欢法律，还记得《论语》里有一篇提到一个孩子的爸爸偷了羊，这个孩子理直气壮地去告了爸爸，孔子相当不以为然，他认为连儿子都会告爸爸的社会，已经不是他所向往的。他重视的是什么？还是伦理和道德。可是儿子告爸爸是法律，而法律一直在做的就是语言文字的防范，防范到最后就没有多余的可能性，可以容纳人性里最迷人的东西以及孔子主张的仁义道德。 当我们以儒家为正统的文化主流时，语言必然会走向诗，而不是走向法律条文。因此，嵇康四十岁被拖上刑场，理由是“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轻时傲世，无益于今，有败于俗”。其罪状读起来就像一首诗，像这样的罪状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甚至可能只有三个字：“莫须有”，这都是受传统中国法律不彰及语言、不讲究语言的牵连。 一直以来，我觉得很矛盾，到底语言应该是像希腊语、像法语一样的精准，或者在潜意识里我其实是得到一种颠覆准确语言的快乐，因为我感觉到准确的语言本身是一种吊诡，我们用各种方法使语言愈来愈准确，当语言愈来愈准确，几乎是没有第二种模棱两可的含义时，语言就丧失了应有的弹性，语言作为一个传达意思、心事的工具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再者，写小说等文学作品，本来就在颠覆语言的各种可能性，你觉得“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偏不是“那个样子”。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有人会问，语言不是因为思想而生的吗？我们应该颠覆的是语言还是思想？ 语言一开始的确为了表达思想，你看小孩子牙牙学语时，他要表达自己的意思是那么的困难，这是先有内容才有语言的形式。可是我们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语言已经流利到忘了背后有思想。我在公共场合看到有人叽里呱啦地说话，嘴巴一直动，我相信他的语言背后可以没有思想。 有时候我很害怕自己会变成那样，沦为一种语言的惯性，尤其是站在讲台上教书时，特别恐惧语言的模式化。就像参加丧礼的时候，司仪朗诵奠文，我永远只听得懂前面某年某月某日及最后的呜呼哀哉，中间完全听不懂，可是那音调多么跌宕起伏、铿锵有力呀！这就是语言模式化的结果，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能听懂，只是要把它念完。 我们都应该让自己有机会从概念的语言逃开，检查自己的语言，“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使语言保持在“活水”的状态，语言便不会僵死。 前几天，我和几个朋友聚在一起，有人问我：“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开周会时要呼喊的口号？”我记得第一条是忠勇为爱国之本，最后一条是有恒为成功之本，中间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