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同参展经验的群体
王庆松：对这种布展，很多摄影家没有经验。需要大量的沟通工作。这样的大展览需要整体的把控，需要跟艺术家产生磨合。这个展览还是很提气的，双年展当然会突出某些作品，但我们不可能是以个人为主。
崔灿灿：当代艺术圈纯做影像的艺术家，第一，提出的布展方式很明确，用什么台子、架子，投影仪还是电视机都是很精确的;第二，他们以往又会附上一句，最终的效果由策划人决定。他们有一个基本的经验7米的展墙不是一个个展，是一个主题性群展。
但摄影圈的很多艺术家都把7米的展墙当成一个个展，不认为对面的这个墙跟他有什么关系，这是我们要磨合的事情。不同的群体对展览、对展示、对表达的认识完全是不一样的，究竟我们要做什么，这个时候我要说他本身就呈现了中国当代艺术现场丰富的生态。
在这里面看到当代艺术体系是怎么运作的，很少有摄影家跟我们说你们要跟画廊联系的，很多做当代艺术的艺术家，有画廊合作的，都会要我们和他的画廊联系，要跟我们签署一份借展协议，你能看到一个当代艺术系统，你面对的不是一个艺术家，你面对的是一个当代艺术系统。
摄影生态系统与当代艺术运作系统的差异
王庆松：美术馆在很多城市里边都有，但摄影馆很少很少，私人搞的更少，中摄协本身都没有美术馆，展览机会很少，基本靠几大摄影节或者是沙龙性大家互相内部交流。
我也是中国摄影家产业协会的，他们一直强调市场，但是没有平台。谈市场，不能纸上谈兵，互联网去交易，一定要有平台。没有展览，没有展厅就没有话语权，别人看到在哪儿去买，他们说在互联网，一旦说互联网可以买，300、500没有问题，但是一件作品达到5万、8万一定要看到原作。需要展示平台，包括画廊的展示。
摄影节有机会就一定要曝光，很多曝光是无效的，长期的无效会伤害很多人，就没有兴趣了。其实很多摄影节突然之后不搞了，或者就做自己认识的，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最早的时候他觉得有希望，现在好多人说摄影的春天什么时候来?很多人说摄影市场什么时候来?摄影是可以走进家庭的，有很多这种市场可能性，都没有开发出来。因为没有价值标准，如果他有一个平台说这样的摄影师真是值钱的，是有价值的，或者是有态度的，或者是对整个摄影有建设性，是摄影历史的拐点，认为这个是价值，不是你想拍就能拍下来的。有很好的展示空间和渠道，我们需要大量参与性的，有摄影专业的美术馆，跟当代艺术之间产生一种互动。
雅昌艺术网：这样的创作型影像双年展使当代艺术的工作系统、工作方法与摄影产生相互的交流和影响。
崔灿灿：我觉得影响是主要的，从85美术新潮开始，当代艺术和美协体系的决裂，开始有大量独立的盲流艺术家。但是摄影圈基本都是有稳定的工作，就不像当代艺术界的状态。90年代做摄影的好多人都在媒体，那个时候只有媒体能买得起机子，普通人哪有摄像机，90年代初的时候比较重要的艺术家，基本上当年都在《工人日报》、《都市报社》等等。所以他们说摄影穷三年，你买一个机子都是很贵重的。
另外，为什么这一次要请画廊过去，请策展人过去，以往的摄影节可能都不会邀请他们。798展798的，摄影节展摄影节的，谁也不在乎谁，谁也不知道谁，各走各的。这次我们希望打造一个通畅的通道。希望真的把这个两个系统连接起来，完成一种对接，这个是挺关键的一点。
雅昌艺术网：摄影生态系统跟当代艺术运作系统差异很大。
崔灿灿：差异很大，方式也完全不一样。
雅昌艺术网：摄影市场的价值标准还没有普遍的共识?
王庆松：没有标准，原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当代艺术的标准由一级市场、二级市场的推进慢慢有了。
崔灿灿：很关键一点是说摄影群众基础大，每个县都有玩摄影的，都有摄影群体。在当代艺术领域里县城里面找不到当代艺术家。80、90年代当代艺术经历了和体制决裂之后，市场必然是他解决与体制决裂之后生存的重要手段。摄影不是，摄影自己有稳定的系统，这些摄影家能买得起摄影机，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生意。
另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这么多年，市场的体制化是极严重的，依赖于画廊，依赖于创作费，依赖于市场，依赖于拍卖。当代艺术向资本的妥协远远要大于摄影圈的，摄影更像是一个自娱自乐的活动，反正他很少有市场，造成他的自主性和从容性，还有一个特点没有竞技性。
当代艺术有很强的竞技性，一年参加几个双年展，去哪几个大美术馆做过个展有一套流程，这个竞技性极强，每个展览拿出来都是打擂，在今天北京任何一个个展拿出来，北京是一个战场，当代艺术圈是既要学术打擂又要市场打擂，所以它也是一个很顽固的市场机制。这个市场机制，给当代艺术带来的反作用也是极大的。摄影圈也能重新激活我们对今天艺术工作的认识，我们对创作的认识，我们对一个艺术家如何运转自己生活的认识;这都是有意思的一件事。
2013年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文章批评ON/OFF的展览叫“无害的新贵，平庸的一代人”。现在回想那篇文章，过度的制度化带来巨大的伤害就是平庸化，因为你不能做任何有害的事情。一旦做有有害的事情严谨的制度和高速运转的制度会飞速地把你抛出来。摄影有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极强的自由性，这种自由性来自于制度的缺失、市场的缺失。
其实我们要做的是今天我们的当代艺术到底面对什么，我们是要制度化还是要自由化，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自由化的人可能说我们要制度，制度化的人说我们要自由，当两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才是有意思的一件事，摄影圈追逐那么多年的制度也没有追求出来，当代艺术圈追求那么多年的自由一下子被制度化给击跨了。
我们并不是推动体制化，我们希望制度化和自由化的之间对话，这是一个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