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热”：作为第三代汉学家的高居翰
上世纪40年代的末期到50年代，美国的政界被一种极度的恐怖气氛包围着，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麦卡锡主义”带来的白色恐怖。麦卡锡主义的鼓吹者约瑟夫-R-麦卡锡是当时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一个反共狂热分子。他的出现是历史的一个偶然，但是却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之所以称之为偶然，是因为当时的朝鲜战争和园子间谍案给他提供了活动的气氛。因此，当其大肆宣称共产主义包围了美国的时候，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并在美国政界掀起了一股大清洗的狂潮。在40年代开始的十多年时间里，美国上到总统，下到普通的民众都没有享受安稳的生活，而是活在麦卡锡的白色恐怖中。
“他们就怕共产党，也就是因为共产党把中国“吞”下来了，麦卡锡当时是大大地抓共产党。很多先进的、权威的这些作家、艺术家、演员都被他抓了，弄的好多人自杀。中国就变成一个“可疑”的文化——就是可能会对美国有威胁的文化。”徐小虎回忆到，“后来美国政府就出了很大的一笔钱，叫NDFL，National Defense Foreign Language，这种奖学金很高的，你拿这个奖学金就可以去研究‘可怕’的文化。这些‘可怕’的文化就包括中国、日本、土耳其、俄罗斯等等这些，还有中亚。所以你去研究东方的东西很吃香的，有很好的奖学金，所以很多大学就开始开中国艺术史的课。”
始于上世纪的二次大战后的“中国热”的诸多研究者们当中，到高居翰已经是第三代。而前一代的艺术史学家有德国路德维柯-巴克霍夫(Ludwig Bachofer)和马克斯-罗樾(Max Loehr)这样的四十、五十年代的大启发者，其中巴克霍夫是罗樾的老师。在他们的原则里，艺术本身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从一代到另一代有一种演变。“一个艺术家在自己的时代画画，如何跟他老师们不同，可能他自己都不晓得，这是一个有趣的不得了的，这个就叫艺术的历史，这个就是Bachofer、Max Loehr开始的时候做的。”徐小虎回忆到，“Max Loehr在密西根的时候就是Cahill的老师，我觉得很奇怪他的老师是那么严格地教艺术的历史，他出来是拼命做小传，就把艺术史弄得有趣、活活泼泼的，就跟人有关系了，因为艺术史不一定跟人有关系，所以在这方面他就是要把它弄得有人际关系，很活，很亲切。”
而在二次大战中，参军回国的士兵或者将军中带回的中国古代绘画，到最后成为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先驱的当属劳伦斯-希克曼(Laurence Sickman) 和李雪曼(Sherman Lee.)。徐小虎回忆到：“在欧洲国家二十世纪初可见的翻译中，有对中国的文学、艺术、历史的兴趣，当然美国也有，刚好在中国打仗的这些人，当然就特别好，有机会带东西回来。那么比他们年轻好多的高居翰也许就是透过这种启发，对中国的东西感兴趣，可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直接地跟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博物馆有联系，去看过他们的东西才喜欢，这个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他。可是他自己翻译了那么多艺术家的小传，艺术家的生平和当时的生活，所以他就是……我可以说是用英文把中国艺术介绍给世界最多的就是Cahill，没有人可以跟他比。”
在2012年上博庆馆60周年的最重要展览“翰墨荟萃——美国收藏中国五代宋元书画珍品展”中，首次将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博物馆所藏的中国古代书画珍品聚集到一起，共计六十件，涵盖五代、宋、元四百多年的时间跨度。其中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和克利夫兰美术馆的收藏要归功于他们的历任馆长兼研究员，也就是来自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劳伦斯-希克曼和克利夫兰博物馆的馆长李雪曼。
劳伦斯-希克曼在高中期间就对日本和中国艺术非常感兴趣。1930年，他在哈佛该领域获得了学位。他中文流利，游遍了整个中国。他用新成立的哈佛燕京学社奖学金，购买中国绘画，雕塑和家具。1931年，劳伦斯-希克曼加入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1935年，他成为该馆东方艺术博物馆馆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兵役打断了了他的职业生涯。在战争结束后，他又回到了纳尔逊-阿特金斯博物馆，从1953年到1977年期间任馆长，在任25年。
“他对日本和中国的艺术市场都很熟悉。他买入的那些最好的中国画，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日本的。比如，李成的《晴峦萧寺图轴》，是从东京的收藏家、画商米开朗基罗-佩森蒂尼(Michelangelo Piacentini)处购得的。史克曼在迷局般的中国画买卖中如鱼得水。”高居翰在《早期中国画在美国博物馆—— 一个“局内人”之见》一文中这样写到。
高居翰的文中同样写到：当1952年李雪曼到此并担任亚洲艺术的研究员后，克里夫兰的中国画收藏才可称蔚为壮观。1958年，李雪曼成为克里夫兰美术馆馆长。李雪曼的个人背景带来了另一种“日本情结”：从1946年起，作为一名美国海军军官，他是日本古迹和艺术委员会的一员。后来，他还成为麦克阿瑟将军(MacArthur)在艺术品收藏保护方面的顾问。驻日期间，李雪曼曾与其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李雪曼有很多非凡的传说值得叙述。比如，在神庙中发现深藏其中的几世纪以来无人得见的木雕像……
他把整个生命贡献给学界
在高居翰学术著作的起点《中国绘画》(Chinese Painting ：Leading Masters and Principles)，高居翰还只是瑞典艺术史学者喜龙仁(Osvald Siren)的助理，协助其完成七卷本《中国绘画》的攥写计划。徐小虎回忆到，“他的优点是没有人做到的，没有人可以跟他比，他把每个时代的有名的好画家一个个地找出来，就做了一个很大的index，你就可以找世界上任何国家有这个人的名字底下的画，他就把它列出来了，当时没有人怀疑有假画这个事情，所以他这个贡献就是不得了。不管你是什么名字，历朝的这些名画作在世界上存在的都可以不可思议的搜索得到，总之这个index是一个不得了的贡献。”
在访谈的最后，“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在徐小虎的口中重复念了几次，在她看来，好友高居翰的贡献是向世界“打开”中国，了解中国各代的这些文化、政治情况，社会情况，还有把画家各个人的生平都用很生动的话描述出来。“他看画的仔细度真是惊人，他可以看到大家看不到的东西，在学界我想我们现在没有人不爱他的。所以总而言之Jim，认识他的人都会叫他Jim，没有人不爱他的。Jim没有人可以跟他比，就是这样的，他的贡献是把他的整个生命拿来贡献给我们艺术史的学界，而不是给他自己巩固什么位置去得奖，这个他没有特别兴趣的，他就是一个做艺术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