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美国当地时间2014年2月14日，美国西海岸的“学术巨人”、著名中国艺术史学家高居翰(James Cahill)仙逝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家中，享年87岁。这位1926年出生于加利福尼亚的福特布莱格的美国人，系1950年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东方语言学士，1952年、1958年密执安大学艺术史硕士、博士，1954-1955年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从1965年到1994年荣休，他任伯克莱艺术史教授。高居翰还曾谢绝哈佛大学给他最高等级的“大学教授”的聘任，坚持回到伯克莱。美国大学艺术学会于1995年和2007年分别授予高居翰艺术史教学终生成就奖和艺术写作终生成就奖。这位孜孜不倦的“学术巨人”有着这么一位忘年之交——来自台湾国立台南艺术大学荣誉教授徐小虎。徐小虎15岁时就认识高居翰，当时她还在美国念高中。这位经常自诩为是“在学术圈之外的流浪者”的徐小虎坦言，高居翰是最“慷慨“的好朋友、老朋友，“我们虽然意见越来越不一样，但他是我最好最好的朋友之一。”记者联系上这位年近八十的老太时，她说咱们微信聊吧……
“我比他小8岁，但那时我们的学识有很大的差别。”
“啊!那是在华盛顿，一个外国学生俱乐部。我是来自中国，当时比较不习惯美国的文化，外国学生俱乐部有很多欧洲人，我就觉得很亲切。我记得当时他都没跟我讲他跟中国艺术有任何关系。”微信语聊那头展现的是一个声音略显“调皮”的老太。
当时15岁的徐小虎跟高居翰有过一面之缘，但那时徐小虎根本不知道这位年轻的帅哥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高居翰。直到1964年，徐小虎进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亚洲艺术与考古研究所进修，一次演讲上，迎面走来一位白头发的“老先生”对她寒暄道：“Are you Joan Xu?你不记得我了吗?”徐小虎在心里嘀咕道：难道这位伟大的Cahill先生认识我吗?
徐小虎的普林斯顿时期，那时她已经30岁。“那个时候Cahill的书是大家都读的。我比他小8岁，可是那个8岁就有很大的差别，那个时候他已经做了好多事情，他在弗利尔(指高居翰在华盛顿弗利尔美术馆当中国书画部顾问时期)已经在做研究，所以他已经成就很深了，已经做了好多中国艺术史的事情，但当时他没有给我讲，那个时候我还只是个高中学生，并没有晓得有中国艺术史这个东西。所以再认识他的时候，是1964年他到普林斯顿来演讲时，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整个基础都已经打好了。”徐小虎说到。
在东京开会，我们“互掐”了
“后来很有趣，我自己也不知不觉走了这条路。他在日本待了很久，他的日文比中文好，他从日本的收藏角度看到中国画，也认识伟大得不得了的岛田修二郎教授，后来也去访问王季迁。我的那本书里头他也写了一个序(指徐小虎的著作《画语录》)，你看看那个就知道了，我并不是故意跟着他跑，可是就发现我们做的事情很多地方是一样的，一样的题目、一样的兴趣。”徐小虎在微信语音那头的声音很嘹亮，不时让记者“出声”，别躲起来。
徐小虎写《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是1980年，为了研究吴镇直接搬家到台湾去了。当时台北故宫的院长蒋复璁是徐小虎父亲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徐小虎在台北故宫提画很方便，送个单子进去，一天能提15件，3件在一起拿到一个特别为看书画的房间里来，可以直接看。后来徐小虎的《被遗忘的真迹：吴镇书画重鉴》的稿子出来之后，台北故宫不再让她提画了。
有一次，徐小虎和高居翰同在日本的东方学会开会 (东方学会是日本学术机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整顿、重组学术机构团体时，日本外务省于1947年成立了“东方学术协会”，替代了日华学会。)，高居翰的任务是做主题演讲。“我们每年都会通信，我跟他说我在台湾发现了可怕的不得了的事情，都让我病倒了，就是我们所有对吴镇的认识是错的。我就跟他说你要做Keynote speech，就麻烦你不要讲吴镇。后来他就偏把那个东西《墨竹谱》拿来做他的Keynote speech，当然就不太好了，因为我两是同一个早上的会。那是1982年的事情。”徐小虎接着说到。
当时，高居翰的研究生和“粉丝们”有的还特地从加州飞到日本去。在那次会上，徐小虎用了20分钟的时间讲了她如何找出真迹，并把她的研究中认为是伪作的劣点一一描述出来。会后，高居翰的学生惊讶地跑到徐小虎跟前，围着她说：That’s really wonderful，how did you do that?。“后来Cahill就跑过来跟他的学生说，也跟我说：你不要掉到一个结论里头去。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很快地做一种武断的决定。我就说一点都没有武断，我没有掉进去，我在爬，一步一步地慢慢爬进去。所以还搬家了，我搬到那些画的旁边，搬到台湾的使命就是为了寻找真迹。”徐小虎说到。
他是最‘慷慨’的一个好朋友
进入普林斯顿大学，师从方闻，后受收藏家王季迁的点拨，徐小虎结合日本在中国绘画研究的经验，用“结构、形态与笔墨行为”结合的方法，对存世的吴镇书画进行重鉴，结果发现仅四幅为真迹，连台北故宫所藏的《墨竹谱》也是伪作。因为太过“颠覆”，徐小虎也随之成了学术圈里的“流浪者”。
“我很惊讶怎么这些大人，这些伟大的人们都没有仔细地去看这是多么烂的一个东西，它坏透了，它不但是很远很远之后才做出来的，这个大家都不看，还拼命去说它多么好，这个就是我对整个研究艺术史的专家们怀疑的原因之一，当然Cahill也包括在里头。但Cahill当时所看到的不是那些册页本身，是他在写他论文的时候，只能看到像邮票一样的小照片，当然就看不出它的真假，也看不出它的好坏，这是当时我们做艺术史很荒谬的事情。”
提到《墨竹谱》，徐小虎显得有点不淡定，“这也是为什么我去请教王季迁，因为他会记得画虽不在他面前，可是他就讲某张画的左下边、右上边或者是正当中的细节，那个时候我就会写信到台北故宫，跟他们花我所有的钱去买局部，就是讲某一张画的左下边，某一张画的右上边，麻烦你把它放大，我就从一开始在看细节，在看笔墨。所以就会看得出来那个东西不是活的。”
但这丝毫没影响徐小虎和高居翰成为要好的老朋友。“我在台北的时候就参考Cahill的博士论文，获益匪浅。很多这些要紧的，所有的背景的东西都挖出来了，很快很漂亮的翻成很可读的英文，在Cahill那边的确是很不得了的收获。后来他还是帮我写推荐书，他就是最慷慨的这么一个好朋友、老朋友，虽然我们意见越来越不一样，可是我们是做朋友的，他就是最好最好的朋友之一。”徐小虎肯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