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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证明“邹氏辛卯本”为真迹无疑。
楼秋华先生便认为，“邹氏辛卯本”是“伪托之作”(《〈富春山居图〉真伪》上册，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微博]，2010年，第176页)。果然如此的话，不但恽寿平难脱“以讹传讹”之责，“八纸”说也将土崩瓦解。遗憾的是，楼氏断语并无证据，颇有臆测之嫌。邹之麟存世作品不多，但其上海博物馆所藏的《近水远山图》，山水笔法与“邹氏辛卯本”如出一辙，似可佐证后者非伪。但两件作品的款识，笔势大异，前者内擫，后者外拓，且遍查国内邹之麟画作(参见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编《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北京：文物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后陆续出版)，款识书风多类前者。邹之麟书法颜面欧骨，虽然也有外拓书风，如天津博物馆所藏书法扇面(参见《中国古代书画图目》，第九册，第198页，津7—0551号作品)，但其笔法、神韵和“邹氏辛卯本”款识实乏一致之处。因此，“邹氏辛卯本”是否真迹无疑，尚需加一问号。
其次，必须解释“邹氏辛卯本”为何缺失吴问卿从子所说的“城楼睥睨”一景。
第三，必须解释为何沈周背临本、《子明卷》同以水前小阜起手，又俱失“平沙五尺”。
也许正因为上述问题的暂不可解，“七纸”说自有其立足可能。除了徐邦达先生，楼秋华先生《〈富春山居图〉真伪》也持此说；单国强先生则在二○一一年五月十四日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主办的“海峡两岸黄公望艺术论坛”上，发布了就此问题的研究成果，亦持“七纸”说。
若“七纸”说成立，第一纸长度如何？徐邦达先生认为“至多也仅80或90厘米”，楼秋华先生认为“长约106厘米左右……焚毁约54.7厘米左右”(《〈富春山居图〉真伪》上册，第175页)。前者是约略估计，后者亦未作详尽分析。究竟哪个数据更准确些，尚需剖析。
存世临本中最能反映出《富春山居图》烧毁内容者，当属《子明卷》。在《子明卷》上约略估计《剩山图》首尾及《无用师卷》起手处的对应位置，可知被烧毁并裁切的画面内容，即图中色彩较浓的两段(见图三)。
试将《无用师卷》与《子明卷》的原大复制品全部展开，比较其画面景物的大小与位置关系，发现《子明卷》略小于《无用师卷》，这一关系同样见于前者对应于《剩山图》的画面，长度也略短于《剩山图》。按此相应比例，经电脑测算，《剩山图》与《无用师卷》间约缺失1.7厘米，《剩山图》之前约缺失47.5厘米，加上《剩山图》，可知“第一纸”的总长度为100.6厘米。加上《无用师卷》长度，“七纸”说的火前《富春山居图》长约737.5厘米。
值得指出的是，还原出《剩山图》与《无用师卷》的火前位置关系是有一定意义的：1.证明了《剩山图》左上角“吴”字半印系火后补钤(图中空白处的“吴”字半印，是原印所钤位置)。2.解释了部分学者对《剩山图》与《无用师卷》“山不相连”的疑惑。3.使《剩山图》与《无用师卷》起手处的五个连续火痕更显自然，进一步证明了《剩山图》与《无用师卷》本为一体。(二)高度
《剩山图》高31.8厘米，《无用师卷》高33厘米，两图高度差为1.2厘米。这一现象不难理解。比较合理的解释是，火后的《富春山居图》，其“前烧焦一纸”(吴其贞《书画记·卷三》)的上下边缘烧毁比较严重，为求画面整齐美观，裁取《剩山图》时分别切掉了一部分。
真正需要讨论的问题是：《无用师卷》的上下边缘是否也曾裁切？《富春山居图》的火前高度可能是多少？
关于第一个问题，答案应该是肯定的。理由有三：
一、按常理，一个收拢的手卷置入火中，两端必然会逐渐燃烧，而燃烧的速度，卷首肯定快于接近轴心的卷末，至于哪一端烧毁会严重些，取决于该端所处位置火力的强弱，既可能两端燃烧基本均衡，也可能一端略强，甚至在初始阶段一端已燃，另端却完好无损。这一物理规律既解释了《剩山图》为何更窄些，也决定了《无用师卷》若火后未曾裁切，至少有一个边缘火痕累累。现存《无用师卷》上下边缘完好整齐，唯一的可能是单独装裱时曾被裱画师“光边”。
二、装裱《无用师卷》时被移作前隔水的董其昌跋，下端裁切明显，“在”、“会”二字，仅剩其半；上端文字过于顶边，不符合董其昌书法的布白习惯，肯定也曾遭裁切。这种极其过分的裁切，恐怕是裱画师为了适应《无用师卷》高度的明显缩减，求装裱美观而为之。
三、比较《子明卷》，《无用师卷》前两座高峰明显少了内容，尤其是处于第三纸的山峰，使画面顿显局促，而《子明卷》的画面上部，则颇有恰到好处之感。
关于第二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假设，《无用师卷》上端画面以《子明卷》为准；下端则考虑画面应有的完整程度。经分别测算和估算，如在《无用师卷》画面上端加上1.6厘米，下端加上0.7厘米，应是火前《富春山居图》的大致高度，即35.3厘米。以此高度，倘若加上装裱时上下两端的包边，《富春山居图》手卷火前的总高度应近36厘米。如果将现存董其昌题跋置于如此高度的尺幅，相信可以充分展现空灵洒脱的董氏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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