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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乔亚的父母从事挂毯的修补行业，她的父亲满心期盼一个男孩的降临，而布尔乔亚的降临让她的父亲大失所望，并始终嘲笑她的性别。“你们能明白当我降临的时候，洇染在家里每一个角落的那种深度绝望的气氛吗?我真诚地为我不是一个男孩而向我的母亲道歉......”而布尔乔亚小时候，父亲有次在橘子皮上插了一根阳具般的东西，制作成了一件艺术品，并给它取名叫“理想的女儿”，这件事深深伤害到了年幼的布尔乔亚，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她始终忘不了餐桌上的那一幕。那些憎恨和厌恶终于在布尔乔亚后来的一个梦中得以报复，她梦见父亲的眼球掉在了餐桌上，一只猫蹿上了餐桌，把他的眼球吞了下去。在布尔乔亚十一岁的时候，母亲身患重病，而父亲将自己的情人接到家里同住，并借口是孩子的英文家庭教师，而母亲什么都清楚，但只是一度的隐忍，这让童年的布尔乔亚内心充满了愤怒、伤痛。这一切的记忆伴随着她一生的创作。失去和获得也同样维护着这样一位直接，敏感的艺术家，失去了痛苦也同时获得了痛苦的象征，面对艺术我们无法去干预平衡，布尔乔亚维持着这种时间和精神的平衡。
面对她赋予精神矛盾的所谓“身体”的雕塑作品，我们看得到这种过程。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他开始了占有物理空间的实体雕塑来表达她的真实存在感的情绪。在这期间不论是作为一个女人还是一个艺术家，布尔乔亚都处在一种被边缘化的状态。当时艺术界还属于边缘化的范围，她深刻的感受到现实的这种压抑，她并不拿政治说事，创作的作品仍是个人的，情绪化的多为表现女性的脆弱男性的侵略，当时的代表作品就是《女性之刃》。这一时期作品都和男性有关系，再现出内心充满防御的心理状态。
六十年代期间进行着女性解放运动，这一时期的雕塑显示出一种由内而外的空间扩张力，显的饱满。进入七十年代后，她开始转向再现具体的场景，把自己的回忆和幻想揉合到一个真实的空间环境中去，精神“空间”的表达真正开始。90年代的开始是她的创作的成熟期，她对于伤痛挖掘到一种直白的地步。此时她也开始创作出最具代表性的“蜘蛛”的系列作品并一直延续着。同时我们又会反馈到这一概念上，它隐藏和给予了我们艺术家在不同阶段对于“母性”的那种无可替代的情感。巨大单体蜘蛛无限制的放置，象征着艺术家自身的情感已融入人类普遍的情感之中，不会再有情感空间上的限制。谈此“归类”，布尔乔亚见证着从现代艺术到之后的各种艺术的运动和流派包括着观念变化。富含自身身体感念的情感雕塑对布尔乔亚来说更意味着修复与重生。艺术是她排解情感并依附于真实物体的途径。
记者：在你看来，布尔乔亚的女性艺术家身份对她的影响在她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发生过转变吗?
Jerry Gorovoy：布尔乔亚一直表示，她在处理艺术情感问题方面是先于性别的，在她作品中探讨的被遗弃、拒绝、焦虑的个人感受都没有与性别产生关联。但是，因为作品是带有艺术家的个人经验、经历的，她作为女儿、妻子、母亲的身份都会对于他的作品产生影响。
记者：依你看，在她多年的(艺术)创作生涯里，布尔乔亚的女性身份是突然转变的吗?
Jerry Gorovoy：布尔乔亚的母亲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的丈夫也是。布尔乔亚是非常独特的。
记者：有人说是她的女性身份造就了她，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你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Jerry Gorovoy：我不认为在布尔乔亚的大多数作品里能够侦查到制造者的性别。直到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在(作品)制作过了40多年后，作品变得完全抽象了。
记者：你觉得她的家庭生活对她一生的艺术创作的影响是否是消极的?
Jerry Gorovoy：我认为，布尔乔亚的艺术使她与身边的人难以沟通的困境中脱离出来。她认为，幸福的人是没有故事的。她的艺术是在处理冲突和矛盾的情绪。
记者：直到她60 多岁的时候也只举办过少数几次的展览，有媒体称她直到70 岁才真正的开始红起来，你会如何看待像她这样作为艺术家在经历过如此漫长的时间之后才红起来?
Jerry Gorovoy：布尔乔亚不为人所熟知的原因有很多，不得不提的是她自身的心理脆弱以及当时的社会条件。她需要去创作，但是由作品呈现的展览与作品叙述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艺术界在其所属时代有它自己的方式来引起关注，而布尔乔亚的作品很多年以来的位置似乎是在艺术界关注之外。布尔乔亚一生经历了众多艺术流派的演变，也参与过许多艺术运动，但她始终孑然一身，拒绝任何艺术风格的归类。事实上，她的作品在制作中的不同材料、形式和空间问题使得我们很难理解她的作品是关于什么。她不局限于任何一种“艺术流派”。在今天，许多艺术家在不同媒介中工作，但在当时，这个问题却是布尔乔亚受到肯定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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