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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安迪·沃霍
1963年时，里希特就开始画那些既模糊又精准的相片画。他的《厨房的椅子》（1965）、《喷气式战机》（1963）等似乎都是典型的波普艺术在欧洲的翻版。但是在纳粹时期的德国亲身经历了美军的轰炸，冷战期间又分别在东德和西德亲眼目睹了东西方之间的军备竞赛之后，里希特笔下的战斗机和里希腾斯坦（Roy Lichtenstein）以漫画形式表现的具有喜剧效果的战斗机自然有着全然不同的涵义。与美国的波普艺术相对应，里希特和西格曼·波尔克一起创造了一种被称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这种艺术尽管在风格上借鉴了美国的波普艺术，但是在精神层面上却与欧洲的“反形式” 艺术一脉相承。里希特以存在主义者的方式记录着现实，同时也揭露出现实的冷酷无情。
里希特的许多相片画都与他在战争中的记忆有关。1945年时，年轻的里希特和他的家人住在德累斯顿，当时这个城市正在遭受大规模轰炸。里希特画的那架灰色的美式战斗机仿佛就是当年那个轰炸机的幻影。图像上反射出机械的秩序感，与轰炸过后现实的混乱形成了巨大反差。从1965年的另一幅画上，我们可以看到里希特的叔叔鲁迪穿着党卫军的军服面对镜头很自豪地笑着。这张画同样源于一张摄于40年代的照片，而照片上的主角不久之后就死在了战场上。里希特画的桌子和椅子不过是普通的桌椅，它们象传统艺术中的静物画一样，象征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但是战机和党卫军的军官却承载着太多痛苦的记忆,它们象征着战争、暴力和死亡。
这样的画面不仅记录历史，而且提出现实的问题。里希特所提出的问题不仅仅属于他那个时代，他那个民族，而且也属于我们所有的人。艺术家所制造的模糊感告诉我们:画面上的一切是关于记忆的，它已经属于历史了，但有一种忧虑、有一种恐惧却依然存在着，萦绕着画面上，也萦绕在所有看到过它们的人的心头挥之不去。就象那个坐落在工业化的莱茵河边的、鬼影憧憧的《行政大楼》（1964），它见证的是德国战后重建的官方建筑在精神上的迷失。
经历过纳粹主义的历史阴影，里希特的作品里没有理想主义，也没有光荣，它们描绘的是平凡的现实和平凡的思想，这种平凡有时是荒谬的，有时是悲剧的，有时只是单纯的美丽。当你回顾它们时，会感到神秘和不安。在里希特冷静的、平淡的图像背后往往隐藏着阴冷可怕的暴力。比如他在1966年画的《8个实习护士》，每个人物都温和地微笑着。她们年轻的面孔令人想起学生时代的毕业照，然而那些天真甜美的面孔在现实中早已消失了，她们是一起可怕的性谋杀案的受害者。在1966年的一次访谈中，里希特否定了一幅肖像画能够抓住对象的“灵魂”或者说精神本质的看法。他的画面给我们提示了人像摄影可能存在的虚假性：在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媒体的暴力，它通常会强迫我们微笑。
里希特的相片画令人想起了美国的波普艺术家安迪·沃霍。提起沃霍，人们很容易想起光彩照人的商品和明星。其实，沃霍不仅画过坎贝尔牌番茄汤罐头和玛丽莲·梦露，还画过飞机坠毁、汽车翻车、电刑椅，在肯尼迪的葬礼上的杰奎琳，甚至还有1964年为世界博览会的美国馆创作的13个通缉犯，他们都是拜物主义（Fetishism）的牺牲品。和里希特一样，沃霍也是基于照片创作的，他利用大众媒体刊登的照片创造成丝网印作品。在他描绘悲剧的黑白画面上，也有一种模糊感，这种模糊造成了画面与现实的距离，仿佛因为这种距离感，我们才有可能应对自己的恐惧。
“每一张照片都是一场灾难”
罗兰 ·巴特（Roland Barthes）在《显像器》（Camera Lucida）中曾提醒我们：在丰富多姿的当代摄影背后，多少能发现到有关死亡的模糊影子，因为每一张照片都展示了一个瞬间的死亡。 “在我母亲年幼时的照片面前，我告诉自己：她正走向死亡。在已经发生过的灾难面前，我浑身发抖。无论它的主题是否关于死亡，每一张照片都预示了这样一场灾难。”
里希特的系列画《1977年10月8日》（1988年）表现的正是关于死亡的模糊记忆。这组根据现实影像创作而成的绘画是里希特最重要的作品。它描绘了在1977年10月8日这一天，恐怖组织红色旅的西德分支班达-曼霍夫（Baader – Meinhof ）集团的3个主要成员在监狱里的集体死亡。 尤瑞克·曼霍夫（Ulrike Meinhof ）是这个组织的灵魂人物。她曾经是一个极具鼓动性的传道士，在她的文字感召下，红色旅在青年人中引起过极大共鸣。里希特画了三张尺幅递减的画，描绘这个年轻女子在监狱里吊死的惨状。她单薄的身体倒在冰冷的地面上，颈部被缠绕的绳索拉长了，上面还嵌下了的深深划痕。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组画中的第一幅，来源于曼霍夫被捕前几年的一张黑白照片，那时的她还是一名知名报刊的记者，看上去年轻、知性而富有魅力。里希特模糊的画法，弱化了她原本有些硬朗的面部特征，为她平添了一丝女性的柔美。与照片相比，绘画实在是一种魔术，它不仅能够记录现实，而且还能够美化它，使暴力变得神秘，使死亡变得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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