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年8月，已搬家两次的观复博物馆再次遭遇择址难题。从二环内的琉璃厂到如今的东北五环外，观复博物馆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但展区面积扩增至4000平方米，藏品逾数千件，且随着马未都在百家讲坛的声誉日隆，参观者也越来越多。始于2009年下半年的拆迁让观复博物馆成了“孤岛”，有人把观复称为“钉子户”。马未都说“我们可不是钉子户，从来没想着和政府对着干。”
不把观复博物馆捐给国家
观复博物馆面临拆迁一事，一经媒体报道就引起了广泛关注。马未都说，他不是赖着要拆迁款不走，而是希望和政府协商，为观复寻找一处交通、环境都不错的新址。
都说盛世玩收藏，马未都收藏文物的历史从还不是“盛世”的上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了。若干年下来，蔚为大观，于是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 观复博物馆。博物馆1996年10月获批成立，1997年元旦在琉璃厂开馆，到2008年，也就是开业后的第11年，首次实现收支平衡。据称，在全国300多家私立博物馆中，观复博物馆是唯一不依靠财政拨款实现自盈的。
2010年6月9日，马未都正式宣布创建观复文化基金会，把他几十年收藏的文物全部捐给观复博物馆，由基金会理事会统一管理。马未都称，观复基金会是一个盈利不分配的机构，盈利多少钱都要用在博物馆上，在管理上将借鉴古根海姆基金会、盖蒂基金会、大维德基金会等国外同类艺术基金会的管理模式。他希望在退休后，靠制度运营，由理事会负责博物馆生存问题。
在回答“为什么没选择把观复博物馆捐给国家”时，马未都说，“我更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能够保持它和公立博物馆有不同的民办性、私立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把它捐给国家就等于让这个私立博物馆又退回公有制了，办私立博物馆这件事我等于没做成”。
在马未都看来，基金会批下来了，交给社会的第一步就完成了。基金会首批接受捐款超过1000万元，均来自个人捐款，这些款项将用于博物馆建设，资助文物研究与保护项目，目前的首要任务是观复博物馆的新馆建设。
据介绍，目前观复博物馆每年的基本运营费用在七八百万元，收入则主要来自三大块：门票约占运营费用的三分之一;此外，观复博物馆常年为民众提供多种服务，如讲座、文物鉴定、场地出租、会员年费等，这些创收占博物馆收入的大头;第三块则是博物馆商店，和馆藏艺术品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以及品牌输出。观复博物馆现在还有杭州馆、厦门馆，很快要在哈尔滨开一家分馆，该分馆为哈尔滨地方政府全资拥有，但会向观复博物馆支付一定的品牌使用费。
“什么都不是”的身份困惑
在引入基金会上，马未都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民营博物馆馆长。事实上，由于马未都自身的公众知名度，观复博物馆的运营状况实属民营博物馆中的翘楚，更多的民营博物馆是处在自负盈亏、自生自灭的“野生”状态中。
目前中国有2900多家博物馆，据2009年度的统计，中国国内经过各地政府主管部门登记注册的民办博物馆已达328个，分布于除广西、西藏、新疆以外的28个省份，占全国博物馆数量的近11%。生存难是大多数民办博物馆面临的难题。缺少国家支持，文物和藏品的保管维护、人员工资、日常开销等费用高昂，又缺乏企业或社会的支持，没有固定收入、资金缺口大，从而难以为继。
2010年11月18日、19日，国家文物局首次举办的“全国民办博物馆发展成都论坛”上，来自全国各省区市的50家民办博物馆的馆长吐露民营博物馆维系艰难的心声。不过在马未都看来，经济上的困难都是很容易想见的，抑制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根本问题和瓶颈是法规和制度的不健全。“民办非企业”——— 这是一个被他认为既概念含混，又带着歧视意味的身份。
“民办博物馆不是企业，这我知道，可是你得告诉我民办博物馆是什么。就好比你发我一本护照，你得告诉人家我是哪国人，不能写‘不是日本人’。”马未都说。
马未都认为，身份问题给民办博物馆的生存造成了诸多困难，“它不是企业，因此没法经营，而民办博物馆的生存是需要经营的。”为了生存，博物馆只能另外成立公司来搞经营，可是多一个机构就会多很多支出。另一方面的问题是，“民办非企业”这样一个身份让民办博物馆在对外交流时往往无法与对方衔接。
“全国民办博物馆发展成都论坛”的一个重要成果，是100多位与会代表表决通过了《关于规范和促进全国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成都倡议》，这是全国第一个关于民办博物馆发展的倡议书。倡议书第一条内容即是：明晰民办博物馆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属性。这一属性如获确立，将会刷新长期以来公私对峙两不立的观念，而民营博物馆在如何将个人资源有效社会化的实践上，也将有可期待的探索。
政策输血的尴尬与对立
在2010年全国两会上，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建议加快出台《博物馆条例》，完善博物馆管理基本制度体系，明确民办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同等的法律地位。2010年年初，国家文物局和民政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七部委共同拟定了《关于促进民办博物馆发展的意见》。《意见》提出了很多政策上可为的空间，业内人士介绍，就税法政策而言，在西方很多国家，基金会是博物馆运营的重要支持，企业愿意把钱投到博物馆，因为捐助文化事业是可以免税的。在中国，虽然也有针对此项捐款的免税政策，但是还不完善。
但政策输血是否可以使民营博物馆真的成为公立博物馆之外公共文化资源的重要一翼?也还有不同的声音。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认为，国家要不要扶持民营博物馆的一个前提是，现在没有一个严格的规范和标准来认定民营博物馆。“现在文物市场很乱，很多文物收藏的来源不清晰，一些民营博物馆表面上是‘公益性’，私底下又存在倒买倒卖的现象。所以我一直认为，民营博物馆的收藏也有坏处，缺乏规范和监管。”
南京博物院前院长、江宁织造府博物馆馆长徐湖平则对民营博物馆的前景暂时“还没有新的期待”，“我在文物系统工作了快40年了，我很了解它，我只能说‘听其言，观其行’”。马未都在12月13日接受《北京晚报》采访时说，“走了十五年，现在看到这个行业发展的曙光，也对这个行业提出了要求，要求它具有自律性，不能利用它谋求私利。我们特别希望国家能尽早出台《博物馆法》，确立博物馆的法律地位，也加强这方面的管理。”
从1905年光绪末年，南通人张謇开办了第一家博物馆———南通博物院以来，中国的博物馆事业走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历程，民营博物馆究竟能走到怎样的未来，还有待各方力量更多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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