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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与黄宾虹
傅雷先生在《对纪念故画家黄宾虹先生百年诞辰及编印画册事意见》中说：“黄氏不仅为吾国现代杰出之山水画家，且为康熙以后数百年来有数之大家。不仅在绘画理论、技法、画家史料方面，多所著述，且于古文字之考证，亦多发明”。又在致友人函中说黄宾虹“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宗，集历代各家之精华之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在综合前人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傅雷之赞颂、揄扬黄宾虹，不只因为黄宾虹的艺术成就，更在“欲望学术昌明”。昌明什么?
世唯有学殖湛深之士方能知学问之无穷而常惴惴默默，惧一言之失有损乎学术尊严，亦惟此惴惴默默之辈，方能孜孜矻矻，树百年之基。
史之名家固无一非稔知艺术源流与技术精义者，此其作品之所以不失其时代意识，所以在历史上必有为承前启后之关键也。
对黄宾虹的实践和画学理论的研究，绝不能“作为中国画学转型过程非普遍意义上的存在”而仅仅定位于“富有特殊意义”的一个个案。何谓“转型”?如何转，转出什么样的“型”，既没有人说得清，不过是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时髦词语。诚如傅雷1933年就说过的：“艺术应当预言，应当暗示。但预言什么?暗示什么?此刻还谈不到。现代的中国艺术家先把自己在‘人类的热情’的洪炉磨炼过后，把东西两种艺术的理论有一番深切的认识之后，再来说往左或往右去，决不太迟。”中国画的艺术体制，本来是开放的，无可无不可;何况每个艺术家“各道其道”，都是“特殊”。黄宾虹其人其画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黄宾虹”的意义却是普遍的。未有“特殊”，何来“普遍”意义?普遍意义就是上面傅雷先生的两段话。
黄宾虹是一位“时代的人物”。“所谓时代的人物者，是=永久的人物+当代的人物+未来的人物。”
傅雷先生说自己“不知举扬为何物”，“提到学术，艺术，我只认识真理，心目中从来没有朋友或家人亲属的位置”，“惟见有真正好书好画，则低徊颂赞，惟恐不至，心有所感，情不自禁。”他初见黄宾虹峨嵋山写生，心中一直“未尝去怀”，又常在宾翁女弟子顾飞处，“获画论高见，尤为心折”。1943年经顾飞介绍互通书信，得青城山册页，“感奋莫名”，随即“怂恿”且一手代办八秩纪念画展，“破戒”为作说明，撰《观画答客问》，以及后来推介于中外友人，心仪宾翁，揄扬宾翁艺术，尽心尽力。黄宾虹则视傅雷为“平生一大知己。”两人的学术交谊，中国画史亦不多见。
傅、黄的交谊，基于相互之了解和理解，盖有相同的志趣、相同的感慨。黄宾虹《论中国艺术之将来》中说：
傅雷1931年回国后，也有慨于艺术界“趋时守旧之途虽殊，昧于历史因果，缺乏研究精神，”欲“借触类旁通之功为创造中国新艺术之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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