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张瑞田
1931年秋天，傅雷自法国回到上海，到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事美术史教学工作。同时，傅雷介入美术批评，所发表《现代中国艺术之恐慌》《我再说一遍：往何处去？……往深处去！》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
1932年4月，傅雷与庞薰琹等人在上海成立“决澜社”，不久便退出，在中国现代美术史留下一个谜语。但是，离开“决澜社”的傅雷，与庞薰琹的友谊一直保持，1946年，傅雷依旧为庞薰琹的画展而忙碌。这个期间，上海所有的美术展览，傅雷一一过目，或感叹，或褒贬。1946年的上海，画展不断，溥心畬、齐白石、张大千等人先后举办了个人展览，傅雷在11月29日与黄宾虹的手札中，谈了自己的感想：“……逮病体少痊，又为老友庞薰琹兄筹备画会，近始结束。迩来沪上展览会甚盛，白石老人及溥心畬二氏未有成就，出品大多草率。大千画会售款得一亿余，亦上海多金而附庸风雅之辈盲捧。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而竟标价至五百万元（一幅之价），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
最近，我看到两幅张大千与毕加索的合影照片，尤其是四人合影的那一张，四人正在谈话，张大千偷窥镜头，一脸惬意，准确刻画出张大千媚名人、媚官人的嘴脸，与当今一些书画家凑到名人、官人身边的表情如出一辙。为了显示自己与毕加索的关系，张大千在与毕加索合影的一张照片的背后写了一段跋语：此当代大画家毕加索与爰在其别墅所摄，寄与建初贤婿。爰。
我同意傅雷对张大千的评价也赞同傅雷对上海盲捧张大千社会心理的分析。傅雷所言“仿佛巨额定价即可抬高艺术品本身价值者，江湖习气可慨可憎”，更有现实意义。张大千的确有江湖习气，善于借势，愿结交权贵提升自己的社会影响。张大千也是制造假画的行家里手，时下拍卖行所拍的古画，一定有出自张大千及其弟子之手的赝品。
张大千在上海举办的画展，每幅标出五百万元的高价，的确匪夷所思，但又易于理解。我想，那个画展，一定有诸多党政军商要员参加，这些人曾得到张大千的馈赠，自然会来捧场，甚至用公款买画，揣进私囊。也就是说，张大千画作的高价，是当时利益集团拥趸的，是非正常现象。在傅雷的眼中，“鄙见于大千素不钦佩，观其所临敦煌古迹多以外形为重，至唐人精神全未梦见”。张大千的半斤八两，傅雷当然知道。
那一时期，黄宾虹的一幅山水画，仅几万元，或十几万元，与五百万元的巨额数字相去甚远。但是，傅雷不以画作润格的高低来评判艺术作品，在他看来，黄宾虹的人生历程，学识、趣味、才华，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价值取向契合，所以，傅雷以一位美术评论家的视点，看到了黄宾虹的与众不同。
那么，傅雷眼睛里好画是什么样子呢？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以我数十年看画的水平来说，近代各家除白石、宾虹二公外，余者皆欺世盗名。而白石嫌读书太少，接触传统不够，宾虹则广收博取，不宗一家一派，浸淫唐宋，集历代各家精华大成，而构成自己面目。我认为在综合前人方面，石涛以后，宾翁一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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