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您这么多年艺术实验中“变”与“不变”是什么?

丁乙：变的是社会，80年代这样的创作是有针对性的，“十示”并不直接对应现实，而是更加形式，80年代如何表现，今天如何用形式进行表述，今天意识形态本身也没有显得如此突兀，艺术的终极目标是什么?艺术的本真的问题，是艺术跟人内心深处的共鸣和碰撞，这样的东西才有生命。首先是要自己相信自己的创作状态是真实的、真诚的。

记者：对于你而言现在的挑战是什么?

丁乙：每一个时期都有不同的挑战，都是没有终点的，年轻时需要形成某种风格是挑战，形成了某种风格又需要有所突破也是挑战，始终在追赶，在寻找自己的艺术的冲突和成功，人人都想成为毕加索，但毕加索想成为达芬奇，没有永远的成功。

艺术家丁乙现场回答问题

记者：能否谈下您红黄蓝系列的创作与蒙德里安的关系?

丁乙：蒙德里安在我的早期创作中给予了我灵感，但今天，他对于我没有任何作用，赵无极在蒙德里安之前也影响了我，80年代十分注重中西融合，赵无极的成功让我看到了一个范例。但有时候导师是你自己，你自己的能量是更加切身可行的，有时候需有拐杖，有时候需有扔掉，今天我更像做的是用自己的方法走向未来。

记者：您理性实践的目标是怎么产生的?

丁乙：这是我工作的方法，我会进行并列性的创作，一张作品完成五分之四的时候下一张作品的灵感就产生了。我的灵感就来源于我的工作，我没有办法克服和表达的作品就会留到下一张作品中去解决。

记者：现今中国当代艺术怎样与国际接轨?

丁乙：国际社会对中国概念的接受，是文化自信的问题，很多艺术家已经开始关注本身创作中的中国性问题，形成了某种新东方的文化表达。新东方不是翻译或者嫁接中国文化，而是用运用现代的语言，文化的辐射面才能够宽泛，而不是仅仅依赖几个少数西方汉学家的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