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相比于以往的断代史、通史或者是个案史研究，我更倾向于，以一种大历史的视角，重新观照书法史。我更强调各个历史时期前后书风的延续性、嬗变性和融通性，强调处于不同文化体系之间不同审美元素的融合。这当然不是对过往历史的反动，而只是另外一种历史视角。比如，相比于帖学、碑学的分离与融合，我更强调帖与碑在书法本体上本身的内在一致性，进一步地说，我不倾向于以南帖和北碑、帖学和碑学来划分书法的两大用笔体系。因为帖和碑本不可分割。不少理论家往往强调碑、帖用笔之差异，其实，这本身不属于碑和帖的差异，而是书体与书体之间用笔的差异，比如魏碑和唐楷。魏碑和唐楷其实都属于楷书，但其差异在于，一个属于古体，一个属于今体。但这并不是说今体和古体就是截然对立或截然相分的，而是有前后的承继性和嬗变性。属于今体范畴的唐楷，其实是综合了北朝碑碣书法和南朝二王书风之结果。因此，只有前后的演变，而没有绝对的分立。陈振濂在其关于“魏碑的艺术化运动”的长论中，系统地指出了北碑与南帖，一个为刻、一个为写的差异化用笔特征。 在我看来，刻和写因其书写工具的不同，自然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其用笔特征和书风也有较大差异。因为书写强调时间秩序，而凿刻只强调空间秩序，所以二者存在较大差异。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能以此来作为北碑与南帖书风区分的主要依据。因为，时间秩序只是书法审美特征的一个表现，而不是全部表现。而且，北碑凿刻的过程虽然不具备时间性特征，但是从其效果看，却仍然具有书法美的时间性特征。所以，不能因为北碑凿刻的过程中没有时间秩序的约束性而否认北碑作为书法艺术的时间性特征。从视觉效果层面来看，无论是靠书写的南帖还是靠凿刻的北碑，都是具有时间性特征的。这里的时间特征是指汉文字内部笔画的时间特征，而非书法文本的时间特征。如果我们要去强调北碑的凿刻，并进而强调北碑凿刻过程中的非时间性特征，那么，这等于是将北碑的书法性否定掉了，也即等于承认北碑不是书法了。这显然是不合历史的。所以，我们更应探讨的是，北魏碑刻的笔法来源与演变之过程，北碑的艺术价值是怎样被后来的书法史得到认可的，而非刻意去强调刻与写之差异性，从而倡导一种碑与帖截然相分的用笔体式。

 

我当然不是强调碑与帖的趋同性，或者用一种同一性的艺术逻辑去重构书法史，而是强调书法史各个体系之间的关联性，而不是决然断裂的。当然，我们在强调书法史不同体系之间的有机联系和影响时，还应看到，书法史同一体系内部的差异性。很多时候，我们所认为的属于不同体系的书法谱系，其实恰恰有着诸多的关联，而我们所认为的处于同一体系之内的书法谱系，则恰恰有着较多的分野。我之所以不主张或不倾向于用碑或帖来描述两大书法体系，乃是为了杜绝那种习惯性地认为帖好或碑好的无谓之争。当然，康有为、阮元、包世臣等人的碑学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种革命性主张，它重新改写、丰富和塑造了中国书法史，康有为是想挽救自明清以来盛行的那种靡弱、僵滞和板正的馆阁体帖学书风的颓势。也就是说，康有为的学术贡献在于，他用一种极端的学术主张，去否定了另一种极端的学术主张，从而开启了一个兼具革命性和极端性的学术史。

我们以往的书法史写作，更多地强调以二王为代表的精英文人书法，也即帖系书法，而精英文人书法又基本上都是由个体式的精英文人书家所创造的。因此，我们的书法史，往往变成了一部带有强烈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历史，这是英雄史观的产物，却忽视了英雄诞生的背后，往往是无数无名英雄的支撑（社会史中的英雄就相当于书法史当中的精英书家）。因此，在研究精英艺术史的同时，我们应该关注精英艺术史的渊源与流变。事实上，在个体式的精英书家诞生之前，中国书法还有一部十分漫长的历史，而且，这部历史是由无数无名书家或非精英书家所撰写的历史，它是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产物。就即便是在唐代精英文人兴盛的时代，像敦煌写经这样的珍贵艺术文本，也基本是由无名书家创造的（下文将详述）。

因此，相比较为泛滥的精英史观，我更为强调非精英史观。我当然不是否定或削弱书法的精英文人特征，而是主张从“大历史”角度，强调书法史演变的本体性规律。中国书法是文人的产物，但我更强调从非文人化到文人化再到精英文人的这么一种由民间向庙堂、由下层向上层、由平民向精英演变和融合的过程，我更强调书法史、艺术史的动态性演变特征，而不是静态的，此为下节所述。

 

2.2、“大书法史”的“四大源流”与“四大体系”

我所说的书法史的动态性特征，是指同一书法体系之间和不同书法体系之间的流动、演变的动态性特征。比如中国书法史上篆籀演变的过程、隶变的过程、楷变的过程、从隶书到章草到今草演变的过程（也即从古体到今体演变的过程）、从魏碑到唐楷演变的过程、北碑在历史长河中的价值演变等等。这些当然在书法史上也被反复提及。但是，我们往往将过多的精力用于对成熟时期成熟书家或成熟书风（也即定型书风）的研究，而忽视了对处于过渡历史时期过渡性书体、过渡性书家和过渡性书风的研究。比如，从夏朝到周代，从史前刻符到先秦篆籀书的演变，从先秦古隶到西汉今隶再到东汉末八分书的隶变过程，从东汉末成熟的八分铭石书到三国魏晋之际章草体的演变，从北魏碑刻到唐楷这一过渡时期过渡性书体的演变等等。

以隶变为例，隶变历经数百年，而目前，书法界关于处于这隶变期间的楚简帛书研究还相当匮乏，相反，倒是其他领域，比如考古学领域的学者对于楚简帛书的研究有相当成果问世。2009年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首届全国楚简帛书法学术研讨会倒是开了一个楚简帛书法研究的先河。与会学者中，有不少即是非书法界研究楚简帛的专家，但由于大部分学者不谙书法艺术，所以一般也只是从文字学和考古学层面进行研究，而无法将文字学与书法艺术学有机结合，我认为这需要我们书法学术界的深入关注。

细而论之，“大书法史”当涵盖“四大源流”与“四大体系”。

“四大源流”包括：晋唐经典文人书法、北朝碑碣与写经等民间书法、甲骨简牍书法、史前刻符书法。 其中，经典文人书法是主流，而史前刻符是源，北朝碑志与写经等民间书法是支流。但是在“主流”中，又可以分出“源”，如东晋二王书法是此后文人书法之源，而北朝碑碣书法则是唐代碑志书法和晚清碑学书法之源。对书法史源流的考察，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书法之嬗变与演进史。

“四大体系”包括：一是同一时代同一体系之间的影响与迭变，二是不同时代同一体系之间的影响与迭变，三是同一时代不同体系之间的影响与迭变，四是不同时代不同体系之间的影响与迭变。

同一时代同一体系之间的影响与迭变。这个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产生。比如宋代就是个典型。“宋四家”苏黄米蔡，虽然各自书风迥异，但其书学理念基本趋同，都是对二王书风的创造性汲取，都是对唐代尚法传统的批判继承，都是尚意书风的精神领袖人物，而且，都同时影响着同时代的人，并且对后世同一脉络的文人书家皆有重大影响。关于这一体系，古往今来的诸多书法学者都已经进行过较多的研究，不再重复。

不同时代同一体系之间的影响与迭变。这个也较容易理解，且在现有的书法史上，也较多个案存在。如颜真卿对王羲之、苏东坡对颜真卿、黄庭坚对怀素、王铎对二王和米芾的汲取等等，都是属于不同时代同一体系之间的影响与迭变。虽然书风有所不同，艺术价值也有高下之分，但基本都不脱离文人帖学书法这一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