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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rracin的行为涉及了行为艺术中通常指涉和依赖的课题和特征：身体，身份，身体的承受度和精神的极限，角色的扮演等，但在她的行为作品中，身体只是艺术家善于运用的强有力的媒介和手段之一，并不是讨论的观念本身。她也并不总是对她自己的身体不友善，只是在有需要和恰当的时候。Albarracin继续思考、解构和挑衅世俗文化中流传甚广的民族、文化和群体的载体，在人们习以为常的观念和认识的领域中制造冲突，掀起波澜。人们对于文化意义的思考的惯性和惰性是Albarracin工作的对象，是她真正要把针锋对准的地方。身着红底白点的西班牙娃娃是随处可见的纪念品，这些音乐盒娃娃会在上了链以后转动起来，Albarracin按照这种娃娃的样子装扮自己，并伴随着它们轻佻的音乐声，模仿它们的动作，也在它们中间跟着它们机械地转动起来。这是一个美妙的场景，轻松而让人愉悦，但是矛盾也不言自明，一个真人和几个机械装置构成的娃娃融为了一体。是的，世俗的文化的确有强大的塑造和同化个体思维的能力，同时，个体趋同的愿望也不可忽视。这种世俗的文化语境一旦建立而且深入人心，其他的可能性都可能被压迫，被排挤，这种排它性也同样是暴力的。
事实上，尽管没有鲜血，没有自我身体的挑战，这部作品已经将Albarracin创作的核心元素展露无疑：从扮演和服从某种规则和身份的设定开始，但在再现这种规则和扮演某个身份的过程中，她通过制造事端和矛盾来反诘和颠覆她所表现的身份和所遵循的规则，并且暴露它们的荒诞性和不可靠的本质，一种身体力行的文化批判。Albarracin的行为表演中没有很多的随机性，而她也总是主动地，有计划地结束一个表演，并一以贯之地保持对她的表演的控制，而不是把表演的发展和终结完全交给诸如体力、观众或任何外界的因素和干预。这一点上，她和很多其他同样使用身体进行表演的艺术家是有所差别的，她并不完全依赖于推动和挑战生理上的极限，她更感兴趣的是开拓具有普遍性的认识和观念、权力结构中的机制、被定位为文化特征的行为和现象等这些领域的边界，而且理性地在开展着这一事业。
在“被禁止的演唱”的表演中，扮演吉普赛歌者的Albarracin和一个吉他手站在一个没有背景和修饰的舞台上，只有一张小圆桌和两把凳子，圆桌上放着一瓶酒和两个酒杯。在短暂的掌声停止之后，他们坐下来，吉他手开始演奏吉普赛音乐，Albarracin开始悲情的演唱，说是演唱，实际上是悲怆的号叫和哀鸣，一边用右手在大腿上用力地拍打节拍。随着音乐的节奏和强度逐渐加强，Albarracin的情绪也愈发强烈，直至她从裙子右下角拔出一把匕首，刺向胸部的左边，两手用力地撕开衣服被划开的部分，从里面掏出充满鲜血的心脏，用力掷向地面，迅速地站起来，从圆桌前方走开，离开舞台。这一幕发生得极其突然而且迅猛，极端得让人目瞪口呆，但又似乎合情合理。英语中不是有一句形容极度悲哀的常用的话吗？“把心都哭喊出来了”！Albarracin的表演充分地演绎了这句话，但我们是否能够直面地承受如此地悲情，如此剧烈的情感呢？西班牙的观众对于这个表演有着更深刻的切身体会，它总是勾起对佛朗哥独裁统治下的西班牙在酒吧中禁止弗拉门哥演唱的记忆和失去自由的悲伤。
Albarracin的作品是政治的，她所诘问和反叛的是被简单化了的民族文化特征和
身份特征，这些特征和压迫性的政治环境里所竭力制造的单一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是相关联的。独裁者也同样愿意强化和确立某种自我吹捧的、不切实际的民族文化的形象来团结民心，巩固统治。西班牙的近代历史经历了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这种压抑的、排他的、违背人性的统治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才被终结。在“西班牙万岁”（2004年）的录像中，身着黄色正装、戴着黑色墨镜的Albarracin正急促地穿梭在西班牙的街道之中，被一个演奏着“西班牙是多么伟大”的管乐队簇拥着，Albarracin急于摆脱乐队的伴随，但演奏者却跟得异常紧密，始终伴随左右，用声响将Albarracin包裹其中，Albarracin加快脚步，环顾前后左右，甚至小跑起来，穿过马路，始终无法摆脱乐队激昂又机械的演奏。这个曾经参加过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记录了一种无处可逃的现状和一种希望“摆脱”的强烈愿望。
但我想说的是Albarracin的创作在没有指涉和依托社会性和政治意义的时候也同样善于为观者开辟一种情绪性的空间，这种空间里萦绕着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还有预兆着危险或者直接描述着危险的情境。早在1992年的作品“无题。街上的血”就已经充分地表露了这一点。Albarracin在她的故乡赛维亚的街道上制造了八起事故的现场。而她自己扮演了事故的受害者和主角，在遭到殴打后，流着血，躺在人来人往的道路旁边。没有目睹惨剧发生的经过，路人看到的只是结局：一个躺在血泊中的身体。这个受害者的身体和这个身体所经历过的戏剧（一个看不到但明显发生过的事实）被插入现实之中，将街道变成一个暂时的舞台，人间百态尽收眼底，有些人想帮忙，有些人只是围观，有些人视而不见，匆忙路过。对于曾经发生过的暴力人们只能凭借着眼前的场景加以想像，但这些倒在路边的身体和暴力的罪证是无法被忽视的，只要经过都会成为目击者，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其中，都可能在情绪上有所感知和反应，不管是哪种性质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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