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非常之人 做非常之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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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7-03-02 16:42:58
| 文章来源： 今日美术馆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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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澎说：“周春芽的艺术风格的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是自由与随意的，对西方文化的体验居然导致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偏爱。……他理解西方艺术中表现自我的因素，他认为对观念的有效表达才是重要的。”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周春芽从来就不是唯观念是重的艺术家，因为表现主义方式有很大的情绪因素在里面，自由与随意是对的，但观念却是从属的。例如像王广义、岳敏君，抽去观念就成了大问题，而周春芽带给我们的更多的仍然是观念之外的东西。当然，我们对观念的限定，对自由和随意的限定是因我们叙事的方法来决定，正如我们经常谈到的“思想”一样。莫尼卡说：“他对于图象的研究与当时中国当代艺术有着强烈社会内涵的潮流截然不同……周春芽觉得需要表现自己的思想，而不是追随潮流或是受到外在影响的摆布。”周春芽本人则强调：“我从来不做绘画准备，我从不知道我具体要画什么。通常我会毫无原因地作一些改变……”
正是个体的独特性，塑造成了周春芽的眩目的鲜明形象。同样，因为他的特立独行，使得他具有一种绝对的不可取代性。综观中外艺术史，凡优秀的杰出的艺术家，都是如此，不可取代之意，即表示他的缺失将是中国当代艺术史的完整性的缺失。
或许，人们津津乐道的《黑根》系列成就了周春芽的名声，但这只是视角的偏差。应该承认，1994年是周春芽在创作上的转折点，因为他的朋友送了他一只德国牧羊犬，即后来我们熟知的黑根。周春芽多次与我讲到狗的故事，讲到黑根给他带来的激情和感动。他说：“画一张脸就像画一块石头：我会进行非常多的关于外型和图象的思考。在这两种情况下主题都是事物，画黑根会让我变得十分兴奋。”
我想指出，周春芽在他的《黑根》系列的开头，还缺乏他在往后的那种纯粹性，譬如，他添加了很多象征的意义，赋予作品以情节上的阅读，换言之，他要通过社会化的图景来揭示普遍现象——肉欲蔓延和人的原始的动物性等等。艺术家负有社会道义的职责，但不能简单地图解化。我在几年前写的一本小册子里分析道：“周春芽的隐喻露出某种斧凿痕迹，而一些画面的效果则显得有些拼凑的模样——就象跷跷板，一个问题的解决伴随着另一个问题的产生。所以，我总觉得，真正的大师只把问题留给别人，而自己是完美无缺的。”
是的，周春芽后来终于走向了完美，他把黑根画成了绿色，而且那种简洁和概括令人惊叹不已——这是奇怪的，当他力求丰富和丰满时，反而有些泛化，当他逸笔草草，竭尽简略时，却获得了填满我们想象空间的丰富性，他笔下那只枯瘦、变异、扭曲的绿狗竟然能够如此深入地打动我们，以至看过绿狗的人都难以忘怀。一位富有灵性的知识女性对我说：我看过周春芽的绿狗后，真是让我魂牵梦绕，就象梦中情人一样。
我想起了吕澎的评说：“在越来越放肆的绿狗表现中，周春芽退出了符号问题、结构问题、风格问题，甚至退出了表现问题，从那些深思熟虑但不经意就形成的笔触痕迹上看，画家进入了无目的的笔墨时期。”这可能同样是一种声东击西的隐喻，因为所谓笔墨在周春芽的实践里仅仅的说法而已，“无目的”的问题是以往美学的主要命题，但发生当代艺术中并不受人关注。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一个幸福的人和一个痛苦的艺术家，或者，一个幸福的人和一个幸福的艺术家，两者能够统一在某个人的身上吗？以哲学的观点看，周春芽达到了无目的的境地，那么，他的艺术将与凡尘中的很多纠缠不清的东西告别，而达到一种古人称之为化境的高度，这是多么让人羡慕而又难企及的。
其实，这是很值得研究的：艺术家在社会结构里究竟产生什么样的作用？以我的观点，任何把艺术家类型化、表率化的做法都是有害的，无论是一流艺术家还是普通艺术家，每个个体都是千差万异的，艺术家的自我既不能成为胡作非为的理由，也不能抬高到道德英雄的地位，艺术家永远不是雷锋叔叔。由此我想引用王广义试图清理“人文热情”时说的话：“我的艺术活动曾涉及过有关信仰、崇高、偶像等问题，于是有人把我称为一个具有崇高精神的理想主义者，当我后来又搞了些别样的作品，又有人怀疑我是一个信仰阙如的人，一个文化虚无主义者。其实艺术家就个体而言，他仅仅对社会结构中生效法则负有责任，有如运动员对田径场的规则负有责任一样，其他问题不过是社会学意义的外围描述……将普遍性的带有抽象的人性完善的东西与具体的学科规则混为一谈的作法是非常有害的，因为它将导致人类智商平均值下降。”给艺术家的工作划分可能生效的范围，显然有利于艺术家找到真正适合于自己的位置感，被一度放大了的所谓“灵魂工程师”的诉求因此而变得空洞并虚伪。
最近，周春芽的一个新的题材展现在我们眼前：红艳艳的桃花。我从众声赞美中获知，人们有多么喜欢他这一批新作。我观赏过好多幅描绘桃花的巨幅作品，那种扑面而来的生命气息令我感慨，那种明快如火苗一般的色彩令我激动。我不认为周春芽又跨上一个新台阶，不是的，桃花不过是他对待存在和艺术的另一种姿态。几年前，当周春芽将黑根画成灿烂的绿色时，栗宪庭将其归因为幸福的爱情生活的折射，是一种积极的乐观心态的表达。但是，我觉得桃花已经超越了这个，幸福感已经渗透到了周春芽的作画行为中，在肆意涂抹和自由挥洒中他完成了自我的圆满。
吕澎说：“周春芽暂时放弃了他过去熟悉的西方文明，但是他用西方文明的工具在表现今天的中国人的心境，这个心境不属于西方，也不属于东方，而仅仅属于艺术家自己的生活。这样，随意而自由的笔触产生的桃花或者树枝不再是界限清晰的油画或中国油画，而是绘画，是当代的一种绘画。”我想补充，周春芽并非做任何放弃，他只是把已有的经验沉淀为一种深厚的素养，事实上，每增加一份素养，就象增添一分功力，爆发的力量便会更大。
（2006.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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