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碧：首先，我要向舒斯特曼和潘公凯先生表达敬谢之意。一位是声势浩大的哲学家，身体美学的开派人;一位是智量深远的艺术家，中央美院的管领者，都在忙迫之下支援本刊，给我们开愚启悟，实令人感激增怀。
我来总结一下，二位教授的讨论非比寻常：立场不同而思路相反，却能相互扶扬，避免了自说自话。舒斯特曼先生是求“应然”，承认艺术和生活有边界，却意在取消边界;潘公凯先生是求“实然”，关注艺术与生活无边界，而意在找出边界。两人都不放弃自己的立场，又都充分理解对方的主张，这种对话真是益人神智。
我虽重视艺术与生活的边界问题，却从不敢轻易去碰它。我得老实承认视线的模糊或思想的盲点，设疑不能自通，总觉与它隔膜。潘公凯先生对这个问题非常究心用力，早在一九九五年就发表了专文，他的论述清晰而宏通，到了很高的水准，也是独得的理论。他曾对我讲起那篇文章，是在美国讲学期间完成的，之前他也困扰了许久，有一次参观大都会博物馆，忽然来了灵感，于是走笔行云，文不加点。我知道他的论说间或惹来争议，不过那些争议总的看来不能驳倒他。在“香港城市沙龙”的那次攻辩就很能说明问题，我没有看到特别有力的否证。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欧梵和张隆溪，我感到他们的发言是洞见了症结。仿佛李先生提到了本雅明(Benjamin)，强调艺术的“精神”和“灵光”(aura)，而张先生也特别主张“需要一点价值判断”，我想他们都是寻端见绪，说到点子上了。因此特别有同感。如果说“常态”、“非常态”的理论还需要补充什么，我觉得最终还是该考虑张先生说的“价值判断”。能不能这样说：只做性质判断而悬置价值或意义，也许就不能很周致地说明性质，也许还可能从根本上消解性质，那些“愚而自矜”、“私意妄为”，甚至“盗名欺世”，都可以“非常态”，却不能划在艺术的边界之外;同然，那件“皇帝的新衣”也一定走秀其中，凡此，都将杂流乱处，很难使人无疑不惑。
我知道这个问题处理起来比较麻烦。公凯先生已有的架构很严整了，牵缠进来可能难以熨帖，但是不是还有另外的方法？
我要向舒斯特曼先生请教的问题也基于此。彭锋教授说舒斯特曼是从杜威(Dewey)开始的，我深以为然。他的发言基本上是沿革了杜威的理论，而杜威最著名的理论就是“艺术即经验”。我看问题就出在这里：“经验”有一个无法回避的要害，就是它的过程性和暂时性，它以此抗拒确定性和概念性。那么，根据不定的经验来寻找恒定的边界，会不会胶柱鼓瑟呢？是不是盲人瞎马呢？至少是劳而少功。所以，舒斯特曼先生实在厌于如此，他特意强调其“兴趣点不在追究艺术的边界上”，就是这个原因。我能理解他的想法，他讨源古希腊，批评“创造论”，甚至推尊“生物性”，勿宁是说：边界本来不存在，后来它存在了，后来又改变了，新的经验不同已往，更新的经验还会出现。经验既然变动不居，边界也该遭事制宜;它只能在动态中形成，也一定在经验中显现。既然如此，与其通过寻找边界区分生活与艺术—其实没有意义;不如通过消除边界建立生活的艺术—这才最为根本。
这不只是沿革了杜威，我还听到了罗蒂(Rorty)，在大思路上还有尼采和福柯(Foucault)。其实就是循着反本质的思路瓦解那些“先在的假定”，但在反本质的外仪下，掩藏着的还是本质主义的习已成性。这里可以借用一下罗蒂的自嘲：“反本质主义通过虚构自己的元叙述，就在最后关头推了本质主义一把。”而无论如何这都很重要，它隐含并逗露出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的发展脉络和思想精义，具有深刻的启发性。
但是，具体到艺术边界问题，情形又有所不同。我们有理由质疑那种“先在的假定”(我想舒斯特曼的矛头是对准了康德[Kant])，认为它隔绝了艺术与生活的整体感或持续性，可也不能无视从古到今“艺术”与“生活”是两个不同的词，有着不可能完全重合的义涵。尽管艺术一直存在于生活里，但生活却不会因此就转化为艺术。生活要处理的事情很多，艺术并非必不可少;虽然它有益无害，却不是无所不在。认为生活是艺术或艺术是生活，强调生活的艺术或艺术的生活，同样也是可以质疑的“假定”，尽管这都是很好的假定。
生活中特定经验的强化或框架化可能是艺术，也可能不是;可能有艺术性，也可能没有。所谓“生活的艺术”，我理解，其实是倾向于表示设想或实践某种好的生活方式，以与平庸陋劣或消极被动的日常生活成为对反，或者使之上升。它可能更讲究、更精致、更有情趣、更多主动性，乃至更富思想力。总之，它是好的方式，却不一定是真的艺术。
“强化”或“框架化”有不同的维度，关键在于舒斯特曼先生讲的“意图”(好像迪基[Dickie]也这样讲过)。而在艺术这一维，只能是“艺术意图”。问题在于什么是或怎么才是“艺术意图”？有没有个一般或普遍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意图？它的边界难明，容易是非相乱。杜尚(Duchamp)把溺器送去展览，有意图，是艺术。我也送一个去，当然也有意图，还是不是艺术？按照“意图”论，当然是艺术。可问题接着就来了，也就牵涉到了此前提及的“价值判断”，它的意义或价值何在？
我们可以划定问题的范围：是不是艺术与有没有意义或价值是两件事，不可以混淆。就像彭锋的观点：“是与不是不等于好与不好。”这足够言之成理了，但我直觉上不能接受。好像内格尔(Nagel)讲过：“假如某个无法辩驳的论证却导致了直觉上无法接受的观点，就该设想，也许它存在着难以察觉的瑕疵。”我且找找看：舒斯特曼说“艺术是生活的强化、提升、获得高品质”，那么“不好”的艺术还是生活的“强化”吗？没有意义或价值的艺术还是生活的“提升”吗？那个“高品质”怎么来理解呢？想必未之能行。当然，舒斯特曼说的那种“强化”牵合着“zoe”，我理解，这是讲所谓的“生命力”。但循此并不能推出生活的“提升”或“高品质”，“生命力”必须加入意义与价值才能“算数”，否则就可能回到野蛮。所谓“鸟兽不可以同群”，足徵人类当规避那种“鹰视狼顾”的“生命力”，不然就谈不上“人文化成”—意义与价值实由此体现展开。不如是，则无论是舒斯特曼“意图”的“意”，还是潘公凯“属意”的“意”，又岂不是太简单太容易太可疑了？既可以吃一顿“艺术的饭”，也可以饮一次“艺术的茶”，更可以“做”一回“艺术的爱”，是不是还可以生一个“艺术的孩子”？无可无不可，似是而非是，这就无所谓艺术不艺术了。泛化了艺术，也就滥用了艺术。
舒斯特曼先生如此强调“艺术是生活”，他的分析哲学背景使我想到维特根斯坦那个著名问题：“什么使生活值得生活？”根据舒斯特曼“艺术取代宗教”的思路，我们就可以考虑或假定“艺术的生活”是值得的。在此，我想引述杜威的观点：“艺术将与道德结合，爱与想象力在其中起重要作用”;而舒斯特曼本人也一直提倡那种“道德与审美的统一”，提倡那种“伦理的审美生活”，这都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艺术不能脱开意义与价值。
我想再回顾一下舒斯特曼先生的一贯立场和相关论述：艺术与生活是个整体，不该割裂或二分，所谓艺术与非艺术乃至精英艺术与大众艺术、高雅艺术与媚俗艺术，这样的区分一方面把日常生活预设为俗气的和粗鄙的，一方面又把艺术作为生活的对立面，无疑表现出精英主义的狭隘不宏通……
上述的想法当然好，但相反的事实还存在。将艺术和生活对立当然偏执不灵，可视艺术为生活的提升一定言之成理，这就仍需要把意义与价值作为重要义涵来引入艺术边界。没有意义与价值肯定谈不上提升，我甚至想强调，即便是“精英的狭隘”，其实也无害于它对生活的提升。
也许转换一个思路或调整一下方向就能理解并赞同舒斯特曼先生。他在表述上有时一口两舌，这也许是我理解上的偏差。不过至少是有一部分，与其说他在讨论生活的艺术，不如说他在讨论生活的修养更真确。比如他在日本寺庙里吃的那顿饭，到底是顿“艺术的饭”，还是“修养的饭”？我看后者才纳如瓶受。它就让我联想到《礼记·少仪》里的“勿放饭”(不要狼吞虎咽)，而“勿放饭”的意图显然关乎修养，它的“框架”是“礼”。
事实上，追求艺术与生活的结合、强化、持续性，在中国沿用俗成的表述是“艺术修养”和“生活修养”，实际上都可以纳入儒家的人格塑造。舒斯特曼和公凯先生都谈到书法艺术问题，我可以举两个理学家的例子，一个是朱熹，他这样描绘写字时的状态：“握管濡毫，伸纸行墨，一在其中点点画画。放意则荒，取妍则惑，必有争焉，神明厥德。”一个是程明道，他说：“某写字时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学。”施璜替他们解释说：“即此事以存养也。”“存养”怎么理解？用明道的话说就是：“动息节宣以养生，饮食衣服以养形，威仪行义以养德，推己及物以养人。”如此这般才“行有馀力”、“心安体静”，这可能是舒斯特曼“身体美学”的理想境界了，尽管它还不是“身体美学”。
说到程明道和朱熹，自然不得回避“心性”之学，尽管它重视身心修养，但却无当于“身体美学”。我得解释一下，舒斯特曼的“身体美学”生发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是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的“美学”。它很开放，赅广宽大，尤其强调培养感知力。而“心性”之学则确如公凯先生所说，一定程度是脱离社会生活的，最要紧的是它束缚感知力。如果勉强说它与身体美学有关，那也只能局于个人的身心修养一个方面，而从社会关系上看，它较多虚伪的道德高调，实在是害人而误世。真正能与身体美学相互融通的确实也是“生活儒学”，它更重视实践，道行划一，身心不二，立足于生活本身，最反对逆情背性。孔子称述“安贫”，但也喜欢“富之”;甘于“恶衣恶食”，却不拒绝“羔裘盛馔”，所谓“贞而不谅”、“无适无莫”，极通达的，都不是空谈。关于这个问题，本刊编委龚鹏程教授著有《迈向生活儒学的重建》，是难得一见的雄文，他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观点，不但与公凯先生的立场相呼应，也和舒斯特曼先生的论述有同情。我在此推荐给大家，也打算把这次讨论转述给他，希望他也参与其中，贡献鸿议。
另外，舒斯特曼先生倡为美国哲学与中国哲学的互动，公凯先生又提出实用主义与生活儒学的互动，我都非常赞同。我想补充的是，尤其应该把诸子之徒作为重点，特别是道家。就身体或身心的修炼或修养而言，儒家固然重视，而道家或有过之。老子之书讲“形而上”，但不是希腊的“形而上学”，二者毫不相干，将之类等是天大的误会。老子更重视身体实践，道德五千言，主要还是讲身心的炼养。《列子》也一样。至于《参同契》，已然就是炼养的专门书了。
恕我扯远了，回到艺术边界问题。寻找这个边界到底是以艺术品为前提？还是以艺术性为前提？抑或是以艺术家为前提？公凯先生和舒斯特曼教授当然心中有数，可在我还是一笔无所依违的糊涂账，所以才来请教二位。我能理解的是：从杜尚的搅局到沃霍尔(Warhol)的挑战，从丹托的“艺术界”(artworld)到迪基的“艺术体制”(institutional theory of art)，其间云扰鼎沸，可谓“变化相诡”。一方面当然极具深刻的思想魅力，一方面转而引发躁急的艺术滥流。除了溺器纸盒，还有垃圾黑市，进而玩具娃娃、人体测绘、4分33秒，不仅“画形于无象”，而且“造响于无声”，曹子建扬子云往古的讥嘲，现如今恰好是贴切的恭维。你说是“垂辉显象”也好，“误走妖魔”也好，反正天罡地煞都出来了。他们怪力乱神，好奇变态，骄心盛气，非法不纲，好比要“杀去东京，夺了鸟位”，针对的就是一统的“艺术江山”。铁牛说得痛快：“你家皇帝姓宋，我家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这就是异端的权利，也表示时运的交移。“鸟位”既坐不稳，“江山”怕保不住，“招安”也谈不上，就一定要妥协了，你不得不把边界重订，将规则修改—“解放”或者“解构”。
其实中国人早懂得如此，《易》道所谓“动者尚其变”。汉儒就释为“屡迁不居”、“唯变所适”。宋儒进而强调：“拘于无变非易也”、“窒而不通非易也”;“已形已见者可以言知，未形未见者不可以名求”。看来舒斯特曼先生很对：艺术的边界是可变的，何必定死它！
可我仍然坚持：我们还是不应忘记在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之间做出选择。当我看到坏的艺术时，我宁愿去说：“这不是艺术！”这个判断显然矛盾拘缠，但凡夫俗子都能听懂。就像他们偶然遇到一个坏人，总不免要说：“这简直不是个人。”
我是“中士闻道，若存若亡”，故思未安而言不怍。但想来公凯先生和舒斯特曼教授都明白我的意思，同时也能原谅我的离题。我特别看重价值与意义，可显然冒犯逻辑和规则。这当然是出于不得已，可眼下还不算坏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