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卫则认为“批判形式主义”“回避甚至脱离当代人的生存需要和文化实践，从而排斥了批判形式主义与任何实践活动和价值观念的联系”，他甚至更尖锐地指出：运用形式主义这一命题以寻求艺术话语和独立的专业范畴的过程“恰恰是与近年来艺术探索领域日益狭窄、愈来愈脱离当代人的生存需要和文化实践、逐渐显露出思想和理论危机的历程相一致的”，离开日常语境对语言的使用方式是寻找不到话语的元意义的，而形式主义“由于它们的话语结构是完全独立于经验模式之外的语言形式，设置在体制化和陌生化的背景上，因此，封闭了我们的社会阅读和经验阅读”，他认为，我们的当代艺术探索应当关注实际存在的文化、社会问题， “积极地实现艺术作为社会职业而不仅是形式职能的进一步确认”，只有这样才能使艺术产生真正的意义。他还指出“艺术批评话语结构和特征与日常话语结构是相对稳定、客观和职业化的，而不是无所指的或无穷所指的那些捉摸不定的感情”{杨卫：《意义的创造与创造的意义》，载《江苏画刊》1995年第11期。}。

高岭侧重从批评话语转换、批评的位置及批评在艺术语言意义生成中的作用等角度分析了在这场讨论中批评的实际处境，他也指出这场讨论源于传统唯物主义物质反映论性质的“前艺术理论”无法廓清艺术含义的生成、价值及与社会外部环境的差异等意义问题，但他同时指出，侧重从艺术语言/日常语言、所指/能指差异关系这类语言学的“静态定量分析”的方式讨论意义问题也具有极大的局限性，譬如，“既然我们是在艺术语言结构的静态定量分析的前提下，得出艺术语言的能指的无所指或曰有无穷所指，那么我们还要追问：艺术语言的能指网继续生产新的‘纯粹能指’的动力何在?”他认为“为了分析的方便，暂时放逐历史是可以理解的，但谁能想象没有历史的能指会是凭主观臆造的?无论是艺术家主体的生理感受、私人经历还是知识记忆，难道不都是与熔铸了历史、社会的人民记忆(或曰公众记忆)密不可分的吗?”他指出有关意义的讨论之所以陷入到批评的死结中是由于静态的语言学分析无法真正解释“语言能指网的自我增殖的动力所在”，而片面强调艺术语言能指的无指涉性和开放性，又导致了“主体间”的日益私语化和密语化。他建议“从批评的死结中出走”：“从静态封闭的共时性艺术语言分析及其带来的主观主义、价值相对论的模糊、混乱的讨论中，出走到更加开放的有历时性语言研究加入的语境中。……毫无疑问，这场讨论应该而且必须进行下去，但到了换一种角度——动态的历史文化的角度(的时候)，从而把被放逐的历史请回来重新审视。”{高岭：《从批评的死结中出走》，载《画廊》1996年第2期。}

有关艺术“意义”问题的讨论是近年来较具理论色彩的一场批评交锋，但或许唯其如此，它也是知识漏洞和理论误区最多的一场讨论。这场讨论源于艺术实践的需要，但它所具有的理论启示意义却远远大于它的实践价值。它对从根本上动摇传统反映论现实主义的批评模式，完成中国艺术批评从理论方式到知识结构的转型具有潜在的历史价值。这场讨论不仅反映了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界一般的知识状况和理论水准，而且还反映了它的开放性的知识渴求，它从一个方面提示了我们长期以来所忽略的有关批评的理论边界、批评的知识背景和批评的职能、位置等多重问题;从而引发了有关中国艺术批评学科规范化和本土化问题的另一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