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当前中国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状态，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思维，很少能脱开中华民族的范畴。泱泱大国的精神根深蒂固。无论是政治界，经济界还是艺术界的众多的观念是从中国的民族为中心出发，只要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就是正面的，正确的，无须置辩的。如果触犯中国的利益，毫无疑问的就是负面的。艺术批评界这种既定的，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艺术批评，造成了对西方艺术理论的漠视与无知，这些中国艺评家及其理论在中国大行其道。当前的艺术批评，呈现出两个矛盾的现象：一是批评的缺失，一是批评的过剩。所谓批评的缺失，就是对于艺术收藏家和艺术性赏家乃至艺术爱好大众，面对当前难以计数的艺术作品，批评既不能提供可信的收藏选择，也不能提供有价值的欣赏启示;所谓批评的过剩，则是主流批评群体聚合在媒体周围，以集体的形式向读者发射被选中的作品的“过剩信息”。经过20世纪中期以后长期的意识形态禁锢，中国艺术批评曾经为了获得批评家的个性自由付出了艰苦的努力;然而，出人意料的是，90年代以来，曾经以“自由”、“先锋”姿态著称的批评家，在获得主流身份后，却集体转型为媒体化批评家，他们不再深刻地思考和分析，像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Greenberg, 1909-1994)从罗杰·弗莱Roger Eliot Fry(1866 –1934)阿瑟·丹托Arthur Danto ，(1924年-)迈克尔·弗雷德(MichaelFried, 1939-)，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1920-)等艺术批评家理论家，有独到的专研和见解，而是按照某种既定的主旨发言;对一些既成的套用时髦评论添加些个人批评风格的修辞。当代呼风唤雨的主流批评给予的只是关于作品的虚假(过剩)信息的媒体轰炸，它不是让读者进入作品，而是强行将读者卷入关于作品的“信息”的燥狂症的混合滚动，只是当代艺术闹剧的一部分。这是中国艺术批评深重的病疾所在。在中国千百年来，以中国为中心的王国之概念曾经万古长存。由于近代欧洲列强和东洋人的入侵，打破了中国中心的美梦。于是我们开始奋力抵抗所谓的"西方中心主义"。与此同时，中国中心主义又悄然而生了。国内各种艺术批评理论蒸蒸日上的时候，中国艺术批评家及其理论在在国外艺术批评界闻所未闻。世界艺术史向来被认为是中国史学中最弱的学科之一，而艺术批评理论的匮乏无疑是这种落后状况的具体反映。当中国的当代艺术在热衷于嫁接西方艺术的同时，中国的艺术评论家对从欧美各国艺术乃至艺术史产生质疑，一边在学习中一边对西方艺术史的不满程度增加。西方艺术批评理论的迅速发展能够肯定，主导甚而改变艺术史的方向，西方当代艺术系统中批评家作为现代艺术潮流的催化者、鼓动者、定论者，在历史上比比皆是。
可以说，主流批评家们彰显了批评媒体化的严重病症：批评的缺席和批评的过剩。这是媒体化批评不可逃避的结局的一体两面，而艺术作品则在这两面之间被扭曲和抽象了——作品不再是批评家用心研究、深切感受和真诚评析的对象，它只是一个可以在媒体化批评的过剩言说中巨大增殖的空洞符号(商品)。我们可以非常善意地说，介入媒体化批评的批评家并非都是自觉自愿为这个符号的增殖服务的，但是，在媒体这个幽灵一样的巨型机器的钳制下，我们几乎听不到哪位主流批评家真正发出了“越轨”的声音。的确，在这个信息时代，没有一种力量能够阻止主流批评的媒体化转型，或者说，这个时代的特性决定了主流批评必然是媒体化的。因此，我无权也无意要求主流批评家们拒绝媒体化转型，我只能表达这个意见：一个真正能够行使批评的自由和履行批评的使命的批评家，必然是独立于媒体之外的自主的个体;而一个真正独立的批评家，是真正深入作品，并且从作品中发掘深刻而真实的人生经验和意义的批评家。因此，一个真正的批评家的声音是天然地具有反媒体的品格和意义的。
自古以来，伟大而崇高的中世纪教会一贯坚持地球中心说和人类中心论的理论。这是一种认为人是宇宙中心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同神学世界观相联系的，按照这种理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而世界又是上帝为了人创造的，因而人是宇宙的中心，人可以征服、利用和统治自然界。因此这是一种神学唯心主义观点。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拉丁语 Nicolaus Copernicus，波兰语Mikołaj Kopernik 1473 –1543)的学说改变了那个时代人类对宇宙的认识，而且动摇了欧洲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理论基础。由于时代的局限，哥白尼只是把宇宙的中心从地球移到了太阳，并没有放弃宇宙中心论和宇宙有限论。虽然哥白尼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但是他的理论的提出给人类的宇宙观带来了巨大的变革。哥白尼之书在其死后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意大利人布鲁诺(Giordano Bruno, 1547-1600)，多米尼克派(Dominican)的教士，极富反叛精神，他从哥白尼的系统向外推展，否定了天球之说。他出版了「无限宇宙论」“Dellinfinito Universo e Mondi”，明白地主张：太阳是众多的恒星之一，地球亦是行星之一。更主张人类在宇宙中也不是惟一的。这种主张与当时教会对圣经的解读起了严重冲突。布鲁诺在1600年被判火刑，在罗马当众焚尸。400年前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Galilei1564-1642)发明了天文望远镜以其研究成果推翻了地球中心说，但是伽利略受到了教会的严重迫害。1979年11月，在世界主教会议上，伟大而崇高的罗马教皇提出重新审理“伽利略案件”。为此，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了一个审查委员会，负责重新审理这一冤案。可笑的是，今天，西方国家仍然有相当多的人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美国有18%、德国有16%，英国有19%。地球中心论者还举行了一个叫“伽利略错了，教会是对的”国际会议，列举科学证据证明地球是宇宙的静止中心。他们指出，过去100年的科学证据是伽利略时代所没有的，它不仅证明了天主教地球中心说的观点，而且证明地球中心说是最稳定的宇宙模型，可以回答我们在宇宙中看到的所有证据。
中华民族所值得骄傲的伟大，在于中国超过五千年的光辉文明，和四大发明等等的荣耀的智慧，反思之下，西方短短的几百年实行的工业和科学的革命，社会体制的建立和改进，似乎并不值得有太多的骄傲之处。我们现在日常生活所离不开的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电力，电灯，电话，电风扇，电梯，电池，电影，电视，电脑，因特网，手机，打火机，收音机，录影机，照相机，飞机，地铁，股票，基金，公司，汽水，冰淇淋，汉堡，比萨饼，咖啡，红酒，伟哥，夜总会，卡拉OK，GPS导航仪，手枪，机关枪，大炮，兵舰，激光，X光，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水彩画，油画，铅笔钢笔，圆珠笔，塑料，人造革，画廊，美术馆，博物馆，拍卖行，公园，污水处理，环境保护，保险…种种司空见惯的物品和概念，我们感到不足为奇，理所当然地拿来使用，不会去佩服敬仰，也不会对这些玩意儿不在中国发明有半点儿不满或怨言。但是，基于巍巍中华文明的博远悠久历史，对于西方当代艺术和艺术批评理论，我们却还是不值一顾。
银河系在浩瀚的宇宙中只是万顷沧海一滴水，太阳系只是银河系亿万星系类中的一系，地球是太阳系中的一颗行星，亚洲是世界上七大洲中的一洲，中国是地球上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的一国。当我听到“我们亚洲，我们中国，我们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优秀文明，礼仪之邦”等等骄傲而雄壮的歌曲和演说，再望望一望无际的星空，不禁有一番感慨。近年来, 地震, 海啸, 火山爆发的频率越来越惊人。年年都有大灾难。气候十分反常，人类的生存环境在不知不觉中已变得越来越恶劣。这与我们人类的活动，发展有没有关系?我们在超越西方，大量地制造汽车，飞机，大规模的火力发电，燃烧大量的煤和石油以致产生大量的废气。移山填海，蓄水发电，地壳局部受到巨大压力，使地层变形，产生震动。采矿，挖油，打深井，建摩天大厦打地基等，都会遭成地球物理的破坏。气候变暖，南，北极冰川融化，造成水位上涨，使得许多地区淹没。不正常的气候造成有些地区极度干旱，而为了抗旱又到处打深井抽地下水，地壳千疮百孔。人类要发展似乎是无可厚非，但人类的发展就像癌细胞的发展一般，剧烈而不可阻挡。地球将会在人类的发展中无可避免地遭到严重的破坏，最后影响到人类的生存。
人类应何去何从?当我们看到中国的汽车年产量和钢铁产量达到世界首位，各工业指数均向世界第一前进(与此同时：中国“清廉指数”排名全球第79位， 中国医疗体系公平性排名在世界排名188位，倒数第四名。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世界第一，中国现阶段大学学费是世界最高，中国税务负担全球第二，中国的**死亡人数世界第一，占全世界总量的80%，中国环境指数世界第133位，中国已成为地球上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中国是全世界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中国自杀人数全球第一，中国是世界上死刑罪名数量最多的国家，中国是全球文盲或半文盲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们应感到骄傲还是担忧?爱因斯坦载写给5000年之后的人类的信中写道：“我们的时代充满了创造性的发明，这也大大方便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使用电能把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们能横渡大洋，我们学会了飞行，甚至通过电波，我们能轻松地把消息传送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们不得不为自己的生计焦虑地奔忙。而生活在不同国家的人们，总是过一段时间就要互相杀戮。这让每个想到将来的人，都会充满忧虑和恐惧。这是因为，与那些真正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相比，普通大众的智力水平和道德品格都要低得多。我相信我们的后人，应当会怀着一种理所当然的优越感，来阅读上面这几行文字吧。”
今天，我们身处一个电子媒介构造的生活世界。电影实现了柏拉图关于艺术是自然之镜的古老隐喻——你持一面镜子，就可随心所欲地复制世界。然而，比柏拉图预见更多的是，电影不只是给予我们一个超文字的静态的图像世界，而是让世界的图像自动地在我们的眼前流动展现。电视则比电影更进一步，通过荧光屏，电视超时空地将全球“现实”同步地呈现在我们的身边，正如麦克卢汉所预言的，电视将我们变成了新的“穴居人”，“我们是电视屏幕……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是我们的肌肤” 。继电视之踵而至的网络(国际互联网)，正以一种“全球大脑”的模式重组世界信息活动的体系，它不仅构成了“传播-接受”互动的新传播模式，而且通过数字化将信息世界变成了永恒流动的世界，一个被西方信息学家称为“无造物者的自然界”。电子媒介向我们的生活世界的全面扩张，不仅用过剩的影像包围我们，使我们生存在一个形象过剩的、以影像为现实的超级现实中，而且正在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这就是说，我们的当下生存是以电子媒介为中介的——电子媒介化的。我们不仅通过电子媒介去了解世界，而且通过电子媒介感知世界。电子媒介不仅延长了我们的知觉器官，而且嵌入并改造了我们的知觉器官。
电子媒介在将世界图像化的同时，也使我们的知觉完成了适应这个图像化世界的转型。在《理解媒介》中，麦克卢汉提出了现代传播学的革命性原理“媒介即信息”，这个原理揭示了媒介(电子媒介)不仅改变了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而且改变了信息的内含。然而，我认为，应当将这个传播学原理推进到人类学领域，提出一个新的人类学原理：媒介即知觉。麦克卢汉将电子媒介定义为“人的延伸”，实际上也隐喻“媒介即知觉”的命题。在认知心理学界，20世纪下半叶大量的媒介与知觉关系的研究足以证明这个新人类学原理。媒介扩张不仅改变了当前世界的景观，渗透在信息的内容中，而且在改造和重构我们的知觉组织。“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这个人类学事实意味着，我们评估电子媒介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必须从世界景观、信息内容和知觉组织三个层次进行考察。正是通察这三个层次的变化，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在20世纪的人类生活中，电影崇拜、电视迷恋和网络沉迷不仅浸染了全球，而且创造了与这个高科技文明时代反向而行的“再部落”神话。
年长者难以理解当代的年轻人会日复一日、经年持久地把自己的大量宝贵的时光交托给那些微信微博，和重复雷同、拖沓乏味的电视剧，难以理解电子媒介变成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基本要素和基本程序。媒介构筑的视觉文化世界，使我们成为一个与对象世界分离的冷静的、理性的观看者;在电子媒介构筑的新的触觉文化世界中，我们重新如原始穴居人一样，沉浸在对这个时空混合的世界图像的非理性的感触中。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实际上成为人们感触世界的日常生活方式，对荧屏外的现人们能无动于衷，而荧屏中的世界则变成人们最真切的现实经验，甚至可以说是人们生命活动的自然呼吸的一部分。媒介扩张对于艺术的直接影响，就是艺术被挤出社会生活的中心而边缘化了。在当前，取代艺术占据社会生活中心位置的是荧屏，电影和网络则与电视毗邻而居。艺术的边缘化，不仅意味着我们不再使用艺术作为引导社会生活的重要手段(如用艺术进行思想启蒙和教育手段)，而且意味着我们对世界有了不同的经验方式。是在描绘人与接受者的经历中积累起来的具有整体性的、有意义的世界经验;相反，信息是无根基的、碎片化的、无意义的事件，它给予受众的只是瞬息即逝的感受。简言之，电子媒介扩张剥夺了我们对世界(现实)的整体经验能力，将我们置于无意的碎片的信息冲击中。
在信息时代，艺术的边缘化不意味着艺术的终结，而是意味着艺术的信息化转型：艺术不再成为我们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的反映，它不再传达我们对世界的整体感，不再向我们呈现一个有意义的世界图像，相反，艺术附着在电子媒介的机体上，以脚注或模拟的方式再现当前世界的破碎而空洞的电子图像。对世界经验的碎片化不仅注定了世界的图像化景观，而且注定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无意义感。电子媒介使用奇观化的视觉策略(比如作为基本叙事语言的电视人物特写)遮蔽世界图像的无意义和碎片化，但其实际效果却是不断强化了后者。
什么是艺术的品格和意义?这个问题可以有另一种提问方式，即：在电子媒介将世界景观全面图像化的时代，艺术的再现自然是否还是必要的?柏拉图将绘画比喻为一面自然的镜子，这个比喻激励了西方绘画近两千年的写实追求;但是，20世纪出现的电子媒介取代了绘画，真正成为了“自然之镜”，将绘画再现世界的努力化为乌有。这个变化，导致了20世纪绘画的严重危机，如贡布利希在《艺术的故事》结尾中说，对于现代画家，他已经不能“真实地”去描绘一个景物了。艺术的信息化转型，实质上是附着于电子媒介转向“自然之镜”。无疑，在直观、逼真和便捷的意义上，文学与电子媒介几乎没有可比性。因此，艺术走信息化转型的道路，自然是自我取消——取消艺术的品格和意义。在电子媒介时代，艺术的必要性正在于艺术品格和意义的必要性：针对于信息化向我们呈现破碎而无意义的奇观化的世界图像，艺术要重建我们对于世界的整体性经验，重新揭示世界景象的内在意义。
在电子媒介时代，重申艺术理论和批评的品格和意义，实质上是坚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作为一个反媒介的学者，通过对艺术理论的深入和真诚的研究体现品格和意义。将媒介定义为“人的延伸”，这个定义正面肯定了媒介的价值。但是，这个定义也预告了人与世界的现代性冲突，事实上，预告了人借助于媒介扩张将打破与世界的平衡和统一——凭借媒介强行插入和分割现实，结果是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的瓦解。电子媒介正是世界图像瓦解的“自然之镜”。艺术的反媒介意义在于，人对世界的整体性经验被内在地重构，并且展现出这经验的对人的意义。因此，艺术要呈现给读者的，不是当代世界的奇观异景，而是人对世界的内在经验。在电子媒介展现的景观中，我们只能看到电子技术的奇观化制作和人对这些制作的破碎的欲望。与此相应，当代中国艺术的流行作品，在满足观者的观影欲望之后，看不到人对世界的经验——一位艺术家的真正有心的世界经验。能否重建人对世界的经验，是当代艺术是否具备艺术品格和意义的第一标准。非常遗憾的是，很多当代艺术作品都没有在这个标准之上。
艺术批评当然要尊重作家的个性，但是，“个性”就是拒绝关注社会人生、自我封闭，并且拒绝批评的“豁免权”吗?很多当代艺术家因为痴迷自我的臆想而坚持对现实的拒绝，将自我封闭在虚构的图像中，艺术作品的内在价值在于它的自我超越，但艺术作品要实现这一价值必须依靠具有哲学意义的艺术批评。在当前电子媒介将一切都快速转化为图像信息的时代，艺术批评的必要性变得非常迫切而深刻。爱因斯坦在生之时就不断探索人类未来，作为中国人的艺术家，艺术理论家和批评家，我们该做些什么?难道我们就不该想想吗?我们必须要把自己密封在民族主义内，痴迷于电子媒体信息的虚拟自我的臆想而坚持对现实的拒绝，将自我封闭在虚构的图像中?中国艺术的理论研究和批评的缺失和缓慢发展却使国内艺术史家们只能跟从当前世界的破碎而空洞的电子图像潮流而充满怨言。这是中国中心主义，中华民族主义和当前中国艺术与世界艺术的反差所冲撞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