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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艺术家宋冬、伊秀珍的《新瓶旧酒》，向杜尚“致敬”的箱子
与/或/在中国
和杜尚“手提箱”并行展出的，还有一个集合了15个中国艺术家/群体的作品展，他们都和杜尚发生过直接或非直接的回应。如何看待中国当代艺术家从80年代以来和杜尚所进行的“对话”?策展人唐冠科有这样一段阐述：
“毋庸置疑，黄永砯与马塞尔·杜尚有过最为持续的对话。然而，根本源于杜尚的那些观念，包括放弃绘画转而从事装置和运用现成品，影响了众多年轻一代艺术家。即使这并非对杜尚的正式回应，但可以在一般意义上视之为采取一种批判态度，其所针对的不仅是学院制度，更是商业成功的政治波普与玩世现实主义艺术家。”
关于杜尚的指涉，在旅法艺术家黄永砯的作品中较为明显而持久。在上世纪80年代初，还在厦门的黄永砯自述通过从图书馆借来并传阅的《马塞尔·杜尚谈话录》中文译著，初次遭遇了杜尚的思想，并在1989年带着这本书去了法国。他说，他所感兴趣的杜尚是，“诸如语言的歧义(双关语的运用)，点石成金的能力(炼金术)，以及他隐士般的生活方式，这也是非常东方的”。
现场展出的有黄永砯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两件作品：《胡子最易燃》和《四个轮子的大转盘》，现在它们都由管艺当代艺术文献馆收藏。《胡子最易燃》显然对应于杜尚在1919年的《L.H.O.O.Q》，杜尚在蒙娜丽莎脸上画了小胡子，黄永砯则点燃了达·芬奇的胡子。同样是在1919年创作的《不幸的现成物》，则启发了黄永砯从1986直至2000年的一系列“洗书”作品。《不幸的现成物》是杜尚送给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妹妹苏珊娜的新婚礼物，他寄去一本几何书，让妹妹晾挂在公寓阳台上，日晒雨淋，直到被撕成碎片。而黄永砯曾在巴黎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藏书计划》，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洗衣机里搅拌。
黄永砯在1997年创作的《千手观音》取自杜尚的《瓶架》，将之放大转换为一个抽象的千手观音像，替代杜尚挂在支架上的空瓶的，是东方佛教的各种象征物。而在2012年上海当代艺术双年展期间，黄永砯将这件旧作数倍放大，这件充满争议的作品似乎在宣告，艺术家仍然无法或无意走出杜尚的影响。
杜尚对现代艺术的嘲讽、反对和摒弃莫不是以优雅的姿态进行，如四两拨动千斤。而部分中国艺术家在90年代通过挪用杜尚而实施的系列挑衅性行为艺术实践，难免有赤身肉搏之感。1992年10月8日，吴山专在斯德哥尔摩现代艺术博物馆中向《泉》的复制品小便，取名《欣赏》;2000年，旅居英国的蔡元和奚建军在泰特现代美术馆再次以杜尚这件标志性作品为目标，创作了被唐冠科形容为“臭名昭著”的行为作品——《两位艺术家在杜尚的小便器上撒尿》。
几代艺术家从杜尚的“手提箱”里各取所需，急切反对，渴望颠覆。而在杜尚，无论否定抑或颠覆，无不建立在智识以及游离于系统之外的自由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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