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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下棋的杜尚;右：《新娘》(1934)，基于杜尚1921年作品《新娘》采用铜版印刷制作
杜尚的影响
杜尚开始着手做他的“手提箱”是在1935年。同一时间，他作为法国队员去参加了国际职业棋赛，为巴黎《今晚报》撰写国际象棋专栏。杜尚和下棋的关系，后来是很多人探究他的艺术感性的入口。在杜尚的“手提箱”里，也有一个专以国际象棋为主体的作品文件夹，其中包含他多年里创作的指涉这一题材的各种绘画作品。
从1923到1941年，在杜尚重新回到欧洲的那些年，他给人的印象甚至是不做艺术只下棋。1966年，在和法国专栏作家皮埃尔·卡巴纳的著名对谈中，卡巴纳曾问他：“下棋是不是一种理想的艺术之作呢”，杜尚回答：“可以是。同时，棋手中的境况比艺术家中的境况要令人好接受得多。棋手们是一群迷迷瞪瞪的人，两眼一抹黑，戴着眼罩，在某些方面有些像疯子，这实际上也是艺术家们应该具有的。但是通常艺术家们不这样……”
在杜尚眼中，“下棋是一种视觉的和变化多端的游戏”，“这些棋子本身并不好看，好看的是下棋这种形式，不过什么是好看——如果‘好看’这个词可以用的话——好看就是移动”，“其中没有任何社会化的打算，这是下棋的重要之处”。这些关于下棋的描述，在他的艺术态度中都有同向且同质的验看，比如，他以现成品彻底颠覆了被他称为“视网膜”绘画的艺术而让人看到思想在艺术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日常物成为一个艺术品的关键不是“为什么”而是“在哪里”，他在每件作品中隐藏的智趣，以及他远离社会性目的、纯粹个人的生活方式。
杜尚1887年生于法国北部城市鲁昂，是公证人的儿子。鲁昂也是19世纪大作家福楼拜的家乡，杜尚在他1904年到巴黎去上朱利亚艺术学院之前，和家人就过着福楼拜在小说中描述过的那种外省中产生活，温和、规矩而有教养。在那个年代，公证人和医生、律师一样属体面职业，足可让他父亲供养六个孩子且过得殷实富足，并在三个儿子都去从事不挣钱的艺术后，仍长期给他们经济支持。
巴黎时期，杜尚热爱谈论马奈，被马蒂斯的绘画吸引，认识了立体主义画家格里斯，和毕加索却从未交谈并在之后也始终保持距离。“在1906到1910年或1911年前，我在不同的观念里漂浮：野兽派、立体主义，有时会回到更加古典的方面去。”1911年，在被立体主义短暂吸引的几个月里，他绘画了《奏鸣曲》和《下棋者》，不过，“在1912年我已经在开始想别的事了”。他画了那张以运动分解形体而被“独立画展”拒之门外的著名代表作：《下楼的裸女》。这幅画一年后被美国经纪人带到纽约军械库展览上却获得瞩目，为他打开了纽约艺术圈的大门。
左：《纽约达达》(1921)，封面由杜尚设计，香水瓶上是他的“女性化身”罗丝·瑟拉微;中：《旋转浮雕》(1965)，6片装纸板唱片一套，根据1935年原版的150个旋转浮雕样板复制;右：《镜像反转》(蚀刻，1964年，版数100)，实则是《泉》的线描稿，与1917年首次发表在《盲人》杂志上的斯蒂格利茨拍摄的原作的外观一样
在巴黎现代艺术最喧嚣的20世纪头10年，尽管已经有作品在知名画廊展售，杜尚还是与各种运动、风格以及它们背后那些“职业的、过着所谓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家们都有意疏离。他和哥哥、画家雅克·维龙一起搬离了蒙马特(Monmarte)，住在远郊讷伊(Neuille)，找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就像他在1915年去纽约后曾以教人法语来谋生一样，这样半隐居式的、仅以好奇心和艺术圈发生关系的生活方式——尽管后来他的居住地在巴黎和纽约之间来回变动——被杜尚终生保持，直到去世。
1915年，杜尚抵达纽约后，迅速以他的优雅和智识成为收藏家沃尔特和路易斯·阿伦斯伯格夫妇家中最受欢迎的客人。这个社交圈子当时主要由知名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人组成，摄影家曼·雷、艺术家皮卡比亚、舞蹈家邓肯都在其中，而这些人最后无不被杜尚颠覆性的艺术主张所影响。
1915年，他在纽约开始制作自己于1913至1914年在巴黎就已完成系列草图和前期研究的巨大作品——《大玻璃》，其完整名字则是《新娘甚至被她的单身汉们剥光了》，直至1923年才最后完成。作品构筑在两片玻璃板上——限制在上面的玻璃片内的是新娘的领地，下面的玻璃片属于单身汉，杜尚在1912年前后远离巴黎艺术圈那几年所专注的独立审美与智力活动几乎全部被运用在作品中，“包括机械拟态图像、两性对立主题、偶然性的操控、高维几何、游戏性的物理学与现成物等等”。
1917年，他假以艺术家“R.马特”的名义，将一个现成物——瓷质小便池送到纽约一个不审查参展资格的展览上，当代争议最大也最具观念影响力的艺术品问世了。当这个现成物被摆在展厅时，全场哗然，为了找借口撤掉它，一个临时成立的展览委员会最终宣布它“无论如何都不能算作是一件艺术品”。而杜尚的本意在于以此提问：确切地说，构成艺术品的是什么呢?
等到1942年杜尚再次抵达纽约后，他的艺术观念开始被朋友圈之外的更多人认识，影响到包括波普主义和偶发艺术在内的战后几代艺术家。杜尚展的另一位策展人唐冠科(JohnTancock)，1973年在美国费城美术馆策划过关于杜尚的著名展览，他在那篇谈论《杜尚的影响》的文章中写到，在20世纪50年代的纽约、伦敦和巴黎，“琼斯，劳申伯格，以及理查德·汉密尔顿奉杜尚为师，认为他针对20世纪50年代绘画性的美学提供了一剂无与伦比的解药。此时更多的人转向杜尚，但并非为寻求智识上的激发，而是为了进一步确认他们从那些——相对于抽象表现主义者的品位而言——更俗的活动中所获得的满足感。开启了通往庸常的大门的杜尚也因此备受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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