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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巴拉特
作为威尼斯双年展基金会的主席，保罗-巴拉特是有理由骄傲的，任职期间开创了威尼斯双年展参观人数的新纪录，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做到90%的资金自筹，并且见证申请参展的热潮。在人们期望着他能再次被任命时，他同时被提名为意大利新政府文化部长候选人。鉴于此，艺术新闻报对这位带给威尼斯双年展新鲜活力的人进行的回顾性专访。
艺术新闻报：两次任职威尼斯双年展主席，在你看来都取得了怎样的成就？
保罗-巴拉特：第一次任职时刚好面临着非常严峻的时期，不排除也有很多令人充满激情和活力的时刻，但自1968年以来，威尼斯双年展从未真正缓过来。任职的第一年，我们在一个近乎什么也没有的地方办了威尼斯电影节，那时找不到其它场所来为戏剧、舞蹈、音乐提供舞台。那时，我们策划办公室所在地的地板都是不安全的，我们已经接到迁移通知。由于倾盆大雨，我们被阻止在绿堡公园举办建筑双年展。但同时，一项改革法案颁布了，赋予了双年展基金会更为有效的私营地位。这一重大转变是双年展运营过程中的标志性转折点。
艺术新闻报：能概述下这次复苏后的多样性舞台吗？
保罗-巴拉特：我们是从以国家馆为基础参展而受到限制的艺术展开始的，那时候意大利国家馆的策展人就将重心放在了意大利艺术以及围绕着国际性的主题进行策划的展览上。而对后者的关注产生了很多不错的展览，但同时也使其置身于持久的争议当中，这样一次扩展持续几年之后，艺术展被完全取消了。所以1998年我们决定艺术双年展（包括建筑展）应当有两个支柱：一个是国家馆的展览，另一项是依据指定主题委任策展人进行操作的重要的国际性展览。我头脑里产生的这个框架可以说是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的结合。于是就有了第一届由 Harald Szeemann策划的国际展。而意大利国家馆最初也不是用作我们自己国家的展览，当然后来在一位特别策展人的领导下它复兴了。
而我们要做的第二件事是为这项主要的国家展找一处合适的场馆。我们选定在绿堡公园和军械库办国家馆的展览，这里已经完全地被重新装修过了，因而国际展有两处不同的地点：位于军械库里有着巨大空间的白色墙壁的前意大利国家馆和绿堡公园中绳厂之类的空间。但我们得有新的意大利国家馆，后来我们获得了开放的408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而隐蔽的空间也有21000平方米。那一年，我们开始重建这被称之为“贱卖”的场馆，结果导致了很多国家都要求拥有各自的永久性场馆。日渐清晰的布局和国际展览的成功产生的直接效应就是申请参展的国家数量的增长，这也进一步激活了国际展。
艺术新闻报：重新上路的威尼斯双年展在发展到什么程度时受到了来自日益增长的同类活动的竞争？
保罗-巴拉特：其实来自同类大型艺博会的竞争一直存在，比如说巴塞尔在时间战略上就选定在威尼斯双年展进程中的时间点上。在处理和其他双年展以及艺博会的关系上，我们常常需要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我们总是很努力地试图做成功，而不是仅仅是脑子里装着成功，同时不受名目繁多的活动的影响，保持我们这一身份的信念，我们可不是一场艺博会。我所理解的艺术展应当是一座“风力机”而不是商业机器。在任何情况下，只要我们妥协于市场的压力，我们就可能失去对公众充满向心力的地位，恐怕梵蒂冈将不再要求以它自己的国家馆名义计划参展。
艺术新闻报：你怎么如此确定艺术双年展的策展人能独立于市场压力呢？
保罗-巴拉特：当然，我们也意识到威尼斯双年展已经被视为一个巨大的机会，就是任何一个参展的艺术家都很可能面临着参展后作品市场价格的飙升，这对艺术家是好事，但也使得我们的肩上的责任更重了。打动我们的精神是艺术所展现出来的持续的创造力，我们争取去发现和展示艺术家在自由创作中所展现的多样性价值观，并使之融入到参观者日常的情感体验之中。而一个策展人清楚自己在策划展览时他的能力是在被考验的，从活动项目背后的指导原则到灵感的抓取以及展览的呈现都是要被评判的。此外，还有一个保证透明度的合适的方法就是让策展人充分意识到他们的责任心。
通常由画廊主主导的艺博会持续时间仅几天，而双年展长达六个月，远超过一些私人展览。今年的参观人数超过40万人次，我们的任务是传播知识、情感和批评的精神。今年国际展中参展的83名艺术家有32名年龄在35岁以下，占74.7%，也就是说有62名艺术家是首次参加威尼斯双年展。艺术家一旦参展或者他的一件作品被选中参展，作品的创作以及运输费用都不用艺术家本人承担。当然，策展人清楚艺术家和代理他们画廊以及收藏家之间的关系，但不会触及已经出售给第三方的权益。双年展基金会将会为被选中的艺术家提供展会期间的花费，确保由第三方提供财政支持，这样艺术家当然是受益的，也不会对策展人的选择构成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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