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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
不过，尽管上海世博会向世人展示了这个城市雄厚的财力和基础建设方面的骄人成就，但蜂涌而来的观众导致的混乱秩序，以及中国人在参观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公德心和礼仪的缺失，却饱受非议。它暴露出中国在城市运营、管治和公民教育方面的水平，仍不能与这类大型国际活动相称。虽然北京在奥运会期间通过民间智囊习得一些较为聪明的危机和突发事件的应对方法(例如高志凯提出的“鱼钩理论”便让外交部和公安部学会用合理的方法规避和平抗议人士有可能引发的公关危机)，但上海世博会对那些狡猾无礼的观众的失治却是一个令人羞耻的败绩。随后广州主办的2010年亚运会，无论官方或民间的宣传中那些错漏百出的英文都令人啼笑皆非。大型活动虽然可以为城市品牌增光添彩，但如果操办不当，它的负面影响亦不可低估。当广州办完亚运，又传出要申办下一届世博会时，人们便不禁怀疑，这个城市是否太自不量力了？它可以把Zaha Hadid设计的广州歌剧院建成一个偷工减料、面目全非的山寨建筑，是不是要检讨一下它的执行和实施能力？
奥运、世博和亚运分别为北京、上海和广州催生了许多国际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大型标志性公共建筑，然而在盛会过后，这些建筑如何融入城市的日常生活，如何和市民发生关系，它们的长期使用和运营便成了问题。这和中国各地将要兴建1000家博物馆，却缺乏展览节目策划运营的人才资源同理。自Frank Gehry设计的比尔包鄂古根汉美术馆成功地帮助比尔包鄂实现城市复兴，创造了旅游经济的奇迹之后，所有城市都开始迷信大师建筑。但据《纽约时报》2007年的一篇报道，比尔包鄂市民很少去古根汉美术馆，他们认为这种从美国移植过来的私立美术馆制度以及它的建筑只是为游客准备的，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无关，他们在西甲足球联赛中追捧比尔包鄂竞技队的热情远胜于对Frank Gehry建筑的膜拜。这个建筑可能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目光，但并未能与这个城市的本土文化发生联系。比尔包鄂市民的反应给大肆流行的Richard Florida的创意阶层理论一个有力的反证，城市转型不能单一依赖创意产业，最重要还是要从本土资源和现实出发，否则无法激发本地市民的参与。对中国而言，在沈阳铁西区复制一个北京的798艺术区是荒谬的，因为前者根本没有后者广阔深厚的艺术家资源和相应的艺术机构；而在河南安阳兴建中国文字博物馆则在情理之中，因为安阳是中国上古文字(甲骨文)的出土之地。
城市更新与历史保护
自工业时代结束，第三产业兴起和消费时代来临，全球城市均开始进行产业结构和空间格局的转型。大量原本以工业生产为主的城市开始衰败，它们不得不寻找城市更新的机会。新产业所需的发展空间除了可在不断扩张的新城区获得之外，更希望在旧城的功能转换中兑现。在中国，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新兴房地产业、服务业和旅游业不仅在郊区农村进行征地发展，同时也介入旧城改造，通过大规模的拆迁获取它们所需的空间。推土机和挖土机在一种强大的资本逻辑之下隆隆运作，把它们逐利的巨铲和魔爪伸向大量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拆迁自那时起便成为中国城市的恶梦，在进入新千年后，更被冠以奥运、世博及其它大型公共事件之名，变本加厉。历史保护虽然被写在每个城市崭新的总体规划之中，但一旦遭遇现实利益，马上变成一纸空文。北京作为多个朝代的首都，历史街区和文物建筑留存最丰富，在这一狂潮中受灾也最严重。
北京正式成为全国政治中心起自金代，当时称金中都，后元灭金，在废都的东北位置另起元大都，都城平面由刘秉忠主持设计，明取替元后，延用了元大都的南北中轴线(从永定门至钟鼓楼)，将旧都拆毁重建，明初期完成内城，嘉靖年间起建外城，但只建了南半部，所形成的凸形平面被清继承，一直持续至今。北京城按天圆地方的观念被建成一座方城，皇城处于中央位置，象征最高权力，在向外辐射的过程中，权力随着与皇城距离的近与远逐步递减，呈现出费孝通所描述的“差序结构”的特点——上至国家社稷，下至乡土社会都适用的一种社会结构和空间组织方式。新中国成立后，把中央政府所在地设于中南海，把长安街发展为东西轴线，沿线为各部委和重要国家机构兴建新的办公建筑，与传统南北轴线相交于天安门，使之成为北京甚至整个中国的中心点。新政权保留了皇城的所有建筑，但由于把行政中心设于旧城，新旧建筑杂处，令传统风貌大受影响。在建国后的历次改造中，旧城城墙和城楼被严重拆毁，从明清一直保存下来的古老都城再难完整，因此，新中国之后的北京城市规划备受争议。
2002年，由北京规划委员会编制的《北京旧城二十五片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规划》出版，试图修正北京城市建设中一直存在的漠视历史的作为，把历史保护作为法定政策写入官方文献中，但这本售价600元人民币的煌煌巨著只能进入少数专业人士的视野，而与一般市民无缘。2003年，新华社记者王军耗时十年写作完成的《城记》出版，作者收集整理了大量关于北京城市规划和建设的历史资料，采访超过50位当事人，以炽热真挚的感情，理性入微的分析，对北京城残缺不堪而仍然拆声不绝的现状展开历史和现实的追问。当时，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的旧城改造和大拆大建在北京行之已久，民间怨声载道，媒体报道连篇累牍，所以《城记》甫一出版，便洛阳纸贵，大家争睹为快，并议论纷纷。《城记》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位像Jane Jacobs一样的知识分子，以自发的调研和庶民的角度，对传统的城市规划思想发起猛烈的攻击。就像Jane Jacobs的伟大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样，《城记》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在满怀激情的叙述中，饱含着一种与城市生死与共的磅礴壮烈的道义感。特别是它所披露的梁思成为保护古都所付的毕生心血以及未被采纳的“梁陈方案”(梁思成和陈占祥1950年提出的在北京新城另设行政中心的规划方案)，不仅引发新一代中国城市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共鸣，也深获普罗大众的认同。
在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下，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城市规划必须听命于国家意志，它受权力的制约非常大，其独立的专业空间实际非常小。虽然各城市近几年都建立城市规划展览馆对未来规划进行公示并征询民意，但多数都流于形式，民众参与度非常有限。由于缺乏真正的公众监督机制，长官意志和权力寻租对城市规划的干扰导致城市建设出现资源分配不公，历史保护的原则被利益需求瓦解等严重问题。探索历史保护，一直与城市谋求未来发展空间的需要形成冲突，关键是如何做到平衡。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为例，原宣武、崇文、东城和西城四区位处旧城，受历史保护政策的制约，发展空间有限，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北京开始向朝阳区东扩，在新千年后中心再北移，奥林匹亚中心区成为最热门的投资地块，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仍要继续在此兴建国学中心、国家美术馆、工艺美术馆等大型公共建筑，旧城的更新发展备受忽略，可能会造成不同行政区发展的失衡。正因为旧城改造困难重重，城市规划更应多投注精力和资源，寻求对保护和发展两难局面的破解。
因为与权力结成依附关系，城市规划常常罔顾民意，更轻视民间的智慧。但一个城市的自我生长，却往往比刻意的规划更具人情味。历史保护不仅要保护皇家建筑，也要注重对民间遗产的传承；不仅要爱惜久远年代的文物，也要把历史的目光放宽，对当下有价值的实践提前列入保育的范围；不仅要动用国家资源，也要动员民间的力量。自文革后，在深圳和广州等较早开始城市化进程的南方城市，因为城市扩张的需要，征用郊区农村的农地用作商业发展，但保留农民的宅基地和农业户籍，当宅基地旁的农地慢慢变成城市，失地的农民便开始在自己的宅基地上建起多层建筑，一方面用以自住，另一方面用来出租谋生，因为房租低廉，加上行政管治界线模糊，于是吸引了大量低收入外来打工者入住，于是便形成了所谓的城中村现象。以传统的官方城市规划目光看来，城中村建筑密集，人口混杂，管理失控，是城市必须切掉的毒瘤；但在我看来，城中村是一个包罗万有的24小时方便社区，它为低收入者提供低成本的暂居地，缓解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的冲突，并为他们提供通过自我奋斗而完成阶层升迁的跳板，它也是原村民在失去耕地又不能转为市民的情况下，应对急迫现实的一种生存智慧。2003年，我以这样的目光拍摄了广州最大的城中村三元里的一部纪录片，在参加第50届威尼斯艺术双年展后，吸引了很多建筑师、城市研究者和艺术界的注意，也改变了这些南方城市政府对城中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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