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邵忠基金会成立于2008年，是中国目前极少数的支持文化项目的基金会之一。其发起人邵忠是资深出版人，现代传播集团董事长。现代传播集团旗下有《周末画报》、《生活》、《新视线》等多家杂志。
邵忠基金会总监欧宁1969年出生于广东，他涉猎广泛，在文学、音乐、电影、艺术和设计等领域都有所建树。2008年起出任邵忠基金会总监。2010年1月，欧宁接受中德文化网的专访。
问：邵忠基金会成立的背景是怎样的？
答：我和邵忠先生的合作是2000年从《周末画报》别册开始的。2008年的时候，他的北京公司搬来中国红街这个楼，希望我给他运营一个艺术空间。当时我觉得北京各种艺术空间已经非常多了，所以我就建议做一个基金会。因为这样就不用局限在某个空间中，基金会是灵活的，只要它有资源就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做事情。邵先生当时听了以后很兴奋，马上就到广东省民政局去注册邵忠基金会，当地政府很支持他，很快、很顺利地就办成了。我们从2008年9月份的时候开始运作起来。
问：基金会主要想支持哪方面的项目？
答：我觉得中国特别缺少支持的是独立电影，特别是纪录片；还有中国文学，不是流行文学和畅销书，而是比较严肃的写作，还有需要做一些知识性的严肃讨论。所以，我们当时想了CROSSTALK这个方案，就是把不同领域的人聚在一起，让他们进行讨论。此外我还想通过基金会在当代艺术领域中做一些和主流不一样的活动。
邵先生最直接的想法是希望基金会像一个实验室，能有一些新的知识和观念从这里的讨论中产生，进而变成他旗下杂志的内容。另外他还有一个想法是要回馈社会。当然，我和他的兴趣还是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尽量把我运作的事情同他的想象找到一个结合点。
问：邵忠基金会的宗旨或者是目标是什么？
答：现在我们的宗旨就是社会工程和知识生产。社会工程就是指改造社会，因为我这几年挺关注农村的问题，所以我们有一期CROSSTALK就请了在云南丽江拉市海的农村中做过一些文化实践的正杰(Jay Brown)来介绍他在农村的实验。还有一期CROSSTALK是关于年轻人怎么参与政治的。这些都是属于我所理解的让文化介入社会的一种努力。去年我跑了很多农村，我在皖南地区发现在农村地区从事文化工作有很大的可能性。我们也已经有一些很好的先例：1930年代，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农村推广平民教育。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的温铁军在那里建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手把手地向农民传授知识，一直做到2007年。我今年去了那里，他的工作收效之大让我大吃一惊。当地的农民能谈绿色农业、留守儿童等问题，能很快学会使用微博，甚至会跟我讨论“多元文化”。
这次我做深港双年展的时候就在深圳做了一个关于农村的讨论会，今年我想进一步做这一类的工作。
在文化生产方面，我们会继续做展览和讨论，这些讨论还有我们每次做的CROSSTALK都会发表在现代传播集团出版的杂志上面。
问：这么说邵忠基金会和现代传播集团是不分开的，而德国做一个基金会通常和它本身的公司分得很开。
答：在中国制度上比较自由，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方式其实很好。做一个讨论会，最多来的就是几百人，想要更多的人知道这个讨论会的话，也需要媒体来传播。所以我们一般花很大力气来做网站，每次都把讨论的文本发在网站上，同时也发在集团下面的杂志上，让更多的人虽然来不到现场，但是也可以知道这个讨论会的内容。
问：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是如何规划的？
答：经费都是来自私人的，具体的投资是没有规律的。在中国做私人基金会的经验很少，我也没有做过，所以在财务上、运作上还是有点公司化。它一年没有一个总的预算，但是每年有一个总的计划，比如2008年我做了一个很详细的计划，一年里面大概有20个活动，但是2008年经济危机对这个集团也有很大的影响，原计划我们要做20多个项目，后来变成了做7、8个。
今年我们要做更多的活动。有一个确定要做的项目就是大声展。这是我在2005年开始做的一个专门针对年轻的、还没有出名的建筑师、设计师、艺术家、电影导演或者音乐人的展览。因为在文化市场越来越商业化的情况下，这些年轻人的空间很小。这个展览在年轻人中间很有号召力，反应也不错，很多公司都愿意赞助。
问：CROSSTALK大部分都选择在北京做，您有没有想过把活动放在中国的二线城市做？
答：我最近在深圳做了一个马拉松对话，主持人是库哈斯（Rem Koolhaas）和小汉斯（Hans Ulrich Obrist），很多人说这个马拉松放在北京做肯定会很厉害，但是我觉得意义不一样。正是因为深圳和香港这样的讨论少，才更加需要大规模的讨论和思想的激荡。
2007年我们在大连和成都做了“咖喱秀”（HOMESHOW），就是在家里秀你的东西，可以搞讲座、音乐会或者展览，都是零成本，把家变成一个公共空间。很多时候我觉得“独立”是公民社会的一个关键词，在没有拥有很强大的资源的情况下，怎样利用现有的一些资源表达自己的声音，微博这种形式也是一样，我要发表意见不靠官方报纸，也不靠大的机构办的媒体，我直接就可以在网上发表我的意见。而公民社会的形成是要靠一点一滴，要靠很多人的实践。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时代，想通过一场革命来改变这个社会是不可能的，因为革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特别是在中国，人口这么多，突然来一场大的很激烈的革命，或者是很激烈的社会重新分配，肯定会引起社会动荡，所以我觉得要改变社会还是要一点点来，通过个人的实践，Evolution比Revolution会更加有效。
我们的很多活动主要针对年轻人，中国的80后确实不很关心社会问题，如果他们关心的话也是出于一种现实的考虑，比如说他觉得现在共产党很厉害，要入党，这是出于一种现实利益的考虑，而不是一种理想。
问：邵忠基金会是否支持独立项目的资助申请？
答：我们叫做基金会，但是更强调它是一个机构，而不是一个发钱的地方。我的理解是，邵忠基金会可以整合很多资源，包括商业赞助资源、学术资源和媒体资源，来做很多事情，来影响社会。
欧宁先生，感谢您接受采访！
采访/文：马雅（Maja Linnemann），郑红
中德文化网主编、编辑
201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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