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陈履生
艺术的老问题有很多，其中有一些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再被人所提及，而有一些则是经久不衰，比如艺术和政治的问题。在刚举办足球世界杯的南非，有一名为达马素的画家模仿17世纪著名画家伦勃朗的《杜尔博士的解剖学课》，创作了一幅以南非首位黑人总统曼德拉为主题的油画，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高级购物中心展出后激起了轩然大波，“惹来全国震怒”。画面表现曼德拉死后，在该国一批著名政治人物围观下，只以布盖着下体，全裸着躺在手术台上被解剖。画家达马素解释，他无意对曼德拉不敬，“只是展示他和我们一样，都是常人”。可是，画家却忽略了绝大多数人并不认为他是“常人”，而是备受尊重的前总统，如此，艺术和政治之间出现了矛盾。相比之下，在中国的当代艺术作品中，有一批表现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的作品，则极尽戏谑之能事，一些艺术家非但没有将毛泽东作为“常人”来表现，而是把毛泽东作为戏谑的对象，当代艺术化的实质就是恶搞。对于领袖，艺术家个人或社会中个别的尊与不尊，是个人的选择，然而，忽视了社会整体的多数人的感受以及主流价值取向，其艺术的表现就会产生社会问题。
当达马素的画在公开展出之后，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ANC）发表声明，指出这是“低级趣味、侮辱、种族歧视，在非洲社会被视为巫术”，这表明了主流社会的态度，是一种积极的回应。相形之下，像798等一些当代艺术社区中出现的戏谑毛泽东的当代艺术作品，集体失声所反映的主流社会对领袖的态度，则表现了当代中国社会“宽容”度的把握有待权衡。更重要的是如何让主流社会的态度从幕后走向前台，如何让艺术家知晓不仅有艺术与政治的问题，也有个人与社会的问题，从而消减这种艺术的无政府主义的影响。
与上述事件相关的是，日本京都的艺术家Mitsuhiro Okamoto在神户时尚博物馆展出了他的名为“Batta（“蝗虫”）Mon（Battamon“山寨”的俚语）”作品，艺术家原本是想让人们对原创与仿制之间在这个消费者主导的社会中的关系进行思考。因为那个“蝗虫”满身都有路易威登的商标，引来了路易威登的抗议，认为展品损害了奢侈品的形象，因为它们是由仿制的LV产品制作的。在路易威登看来“Batta Mon”的雕塑意味着对仿制商品这类非法贸易的赞同。这是一个不同的解读的问题，艺术家和商业集团和著名品牌之间发生了矛盾，可悲的结果是，神户时装博物馆在收到路易威登的抗议后及时撤下了这件展品，博物馆的负责人解释说，目前还不清楚这是否涉及对注册商标的侵犯，但移走作品是为了避免法律纠纷。而艺术家 Okamoto对博物馆的屈服很失望，认为“很荒谬，怎么能把Batta Mon这样的艺术品算作山寨的商品”？
这还了得，如果按照路易威登的逻辑，王广义的《大批判》中不仅有可口可乐，而且还有很多名牌，都来谈“涉及对注册商标的侵犯”，当代艺术不就完了。显然，新问题又来了。不过，新问题没有老问题那么可怕，尤其是在中国。置之不理是万全之策，尽管其中潜藏着许多问题。如此，保护的是艺术家，所以说，艺术家在中国是幸福的。但是，艺术家要自重，如果完全是个人挂帅而忽略了社会整体的价值取向，那么，带来的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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