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此，道家首要原则即是：“道法自然”。我们须知道，老子是从自然主义建立起他智慧的。他通过观察自然体会到，在一切事物的背后，有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就是道。这个道“恍兮惚兮”好像有好像没有，其实它无所不在，进入万物中，让万物生长，最后万物又都归还于道。自然万物是这样，人生其实也是这样。老子是先观察自然，然后再把自然之道用于人生，用于生活。这种互相之间的联系被老子这样描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那是说，人应该追随地的秉性，地，坦坦然然，任何人踩在它上面，它是无分别心的，而它孕育生长万物，则默默无闻，从不居功自傲。地的这个秉性是从天来的，天给予大地阳光和雨水，对万物也是无分别心的。而天的四季运行则依据道的法则。道则是把它的全部妙用通通蕴涵于自然之中。于是，人、地、天、道周流不息，构成了自然。
老子对自然的深悟，使得他对一切违反自然的事都反对：做人也好，做事也好，最正确的做法就是要完全遵守自然。只要这么做，做人做事就不会有问题了，只要一违反自然，就会满盘皆错。人欲如何拧得过自然之道? 自然，那才是真正的，所有的力量所在。
于是，道家对于人事上的原则是叫我们采取放弃的做法：1、“天之道，利而不害；人之道，为而不争”；“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2、“清静为天下正”，因此要“处无为之事，行无言之道”。3、虚其心。即去除心中的纷纷杂念、重重心事，才能体验自然生命的真乐趣。 结果，道家的这些原则和我们常人世界的价值观是走的是相反方向。世俗要求我们去争，去得，去成功，可是老子却要求我们“为道日损，损而又损，以至于无为”。为什么呢？因为人都具备贪婪欲望，我们从来都想得，都想争，都想强，都想显。而所有这些一产生，就把自然大道给遮蔽了。结果我们的行为处世是在贪心欲望的支配下，而不是在大道的支配之下。老子谈道，就希望我们要返朴归真。他返朴归真的方式是教人弱，教人低，教人空，叫人藏，叫人让，叫人无为。从表面看，他非常消极，但是站在道的立场看，他非常积极，他所有的消极教诲，全是为了逐渐排除人心中生出的欲望和利益，然后，让道呈现出来。所以必须“损之又损”，损到极至的“无为”。当然，“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不做离道之事，从而实现“无为而无不为”——不刻意而为就达于大道，实现人生真正的自由之境——庄子称之为“逍遥”，孔子称之为“随心所欲不逾矩”，老子称之为“自然”，佛家称之为“解脱”。
老子的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没有一处不能包容的，因而可以历久不衰。老子的《道德经》本身共5254字，可是从古至今却有1700家给他注解，中国至少就有5千万注解老子的文字。在外国书店，到处有老子的《道德经》，这是除《圣经》以外，翻译最多的一本书。这样短短的一篇文字，在这么多年中，在这么大的范围之中受到这样的注意，就因为其中有大智慧。
三、释家。 在中国文化的儒、道、释三大构成中，释——佛教——原是个外来的东西，为什么能成为中国文化的三大主流之一呢？因为在佛家中的许多东西和中国的儒、道有非常一致的东西，比如佛家讲空，老子讲有无，而且把无的作用看得比有更大，更重要；佛家讲慈悲，而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因此这些东西都让中国人接受起来不难。所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进入中国后，并不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部份，但佛教可以。我们能理解儒、道，也就能理解“释”。
世间一直有一个误会，说佛教是迷信。因为我们常看见的所谓佛教，是人在烧香拜佛，求这求那，显得愚昧可笑。这个感觉倒也没有错。因为世俗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它能把高深的东西变成通俗的，变成世俗的，再变成利己的，一个东西被放进利己的层面，它就比较容易在人群大众中流行。
实际上，佛教从来不是迷信，是最大的智信。佛之“教”是让我们觉悟的一种教育，“佛陀”从来不是救世主，而只是“觉悟者”。佛陀自己觉悟之后，把他的觉悟之道指给我们看，让我们自己也去走。因此我们甚至可以不拿佛教当宗教看，而拿它当一种人生教育去看。它不过就是教我们如何看清楚人生的实相，只要看清了实相，一个人就能把生死这最难看明白的事情看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觉悟了，一个觉悟者就是“佛”。
因此在世界所有的宗教中，唯有佛教是没有救世主的。佛教把救赎的任务明白无误地交给了人自己：所有得救的途径靠自己去“觉悟”，这是别人绝对帮不上，也无法代替的。达到觉悟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精神作为探索对象，通过内观，去找到究竟是什么造成了我们痛苦的根源，然后去除它，在精神上获得解脱。
佛教发现，造成我们人生痛苦的来源，不是外在的，却是来自内部的，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即是对于“自我”的执着。从我们开始懂事起，就会把这个身体看成是真正的我，会为它要这个要那个，先是物质层面的，继而是精神层面的。凡是有涉“我的”东西，别人就不能侵犯，所有属于“我的”东西，要多多益善。为了满足这个自我，我们的心里渐渐蓄满了贪、嗔、痴——佛教称其为人生的三毒。
贪、嗔、痴三毒构成了我们寻常人生的最基本内容，我们天天滚在其中，很少人可以从中逃脱。我们贪，贪财、权、名、色，因为这几样东西能让我光荣，让我享受。因此，即使最阔的人，叫他停下来不赚钱，他也不会肯；名，也一样，小范围里有了名，还要全国有名，全世界有名，继而还要求身后留名。权也是，有了更想有，绝不肯罢手。色，就更麻烦了，是最难过的一关。对于无情的东西还好办些，占有了，放在那里，它本身不生情，还罢了，可是人不一样，两方的感情都会起变化，会转移，会消失，那真是麻烦百出，把生活搅得一团糟……我们生而为人，由生到死，天天想的，念的，忙的，着急的就是这几样东西，我们能找到其他东西能使得我们更痛苦吗？
于是，佛教叫人修行，毫不神秘，就是叫人每天每时，一点一滴地去修正自己的行为和心念，去除对于自我的执着——也就是去除烦恼痛苦的最大根源。佛陀极其悲悯地看到，我们凡夫虽然非常执着于自我，其实对自己很不好，甚至糊涂到成天自己伤害自己。比如，我们愤怒，我们嫉妒，我们多疑，全是对自身的伤害。因为，凡是委屈、仇恨，都是拿别人做错的事情来惩罚自己。而嫉妒，则是把别人的成就拿来惩罚自己。如果我们总是把别人做错的事情来惩罚自己，把别人的成就拿来折磨自己，这实在太笨了。所以，学佛修行，是让自己获得清晰的觉照，因而越来越减少无明愚蠢。遵循佛教的道路，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修行、看破、放下、随缘、自在。然后人生变得清澈流畅，喜乐祥和。
以上对儒、道、释的介绍虽然非常概略，但足以让我们看出，儒、道、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人的内心建设。它们都要求改造自己，而不是改造外面的世界。其中呈现的智慧皆清冽如甘泉，可以让我们在任何困境中解渴受益。的确，中国文化是以智慧为特色的。而如此精妙睿智的文化，为何在近现代不被看好，甚至显得消极落后呢？梁漱溟认为，这皆因中国文化的早熟。他从中西两种文化的功能上看出：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东方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当然也这样，但是不待把这第一条路走完，却中途拐弯到第二条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
中国文化所以是早熟的，在于“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天才的影响最大，中国文化圈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中国从前所谓‘古圣人’，都只是那时的非常天才。文化的装置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方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即此便是中国文化所有产生的原故。我总觉得墨子太笨（墨子重视物，不重视心——引者注），我总觉得西洋人太笨，而中国自黄帝至周公孔子几个人太聪明。如果只有平常的天才，那么道理可以一点一点地积续逐渐发明，其文明可以为积累得进步不已；若开头是个非常大天才，其思绪太玄深而致密，后来的填充不能出其上，就不能另外有所发明，而盘旋于其范围之中。西洋是前一个样子，中国是后一个样子。你看西洋文化不是积累起来的而中国文化不是一成不变的吗？所以一成不变的原故，根本在中国古圣人由其观察宇宙所得的深密思想，开头便领着大家去走人生第二路向，到老子孔子更有一番哲学为这路向作根据，从此以后无论多少聪明人转来转去总出不了他的圈，而人生路向不变，文化遂定规成了这等样子不能再变。”【19】
这样一种早熟的文化“样法”，虽然在第一路向上吃了亏，但是人类发展到了一定时期，第二路向上的需要就会凸显出来。正如梁漱溟指出：“东方文化的早熟，起先不合适，但到眼下则到了可用之时—随着世界的发展，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摆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20】
梁漱溟的这种分析作于90年前，而我在十几年前读他的言论，只感到大不耐烦，认为那不过就是中国一介书生的自我安慰而已。我估计，时至今日，一定还有不少人依然会对于他的论述很不耐烦，且不说眼下世人都忙到无暇深究细想，只看西方化的第一“样法”给人类生存带来的生活方便和物质丰盈，引起全球争相效仿，愈演愈烈，文人的理论推论算个什么事呢。尤其中国好不容易摆脱了贫穷积弱，目前经济正在突飞猛进，憋足了劲赶超西方之时，却来谈物质建设的弊端，而提倡建设内心，简直迂腐可厌！
事情尚若真的仅是书生之论，倒是我们的侥幸了。然而，不幸的却是，眼下西方文化的样法引起的问题，已不复是90年前梁漱溟写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情形了，那时西方文化的长短且还有时间慢慢做理论上的推敲和计较，而且还只以为是心理层面的。如今，西方文化引起的问题已经外显到生存层面上来，我们连考虑的时间都没有了。只看今日，西方文明样法对自然的横征暴敛，能源的过度使用及排放废气，引发了地球温室效应日趋严重。这个问题远超出各国间对于政治、经济危机、乃至战争等种种国际争执，而成为人人躲不掉的最最棘手的生存危机了。西方开始真正着了急——其实是全人类都遭了殃！现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局面越来越严重。配合着2009年12月丹麦哥本哈根的对治全球暖化的世界高峰会议，美国的电视新闻，几乎每天都有这方面的报道：为智利全国提供饮水灌溉的安第斯山峰上的冰层在急剧缩小，其后果导致的不只是他们的经济前途堪忧，而且生存都将成为危机。科学家预测，地球南北极的冰川宽松的估计是在2030年全部融化，警告的的估计，则在5到10年之内就会融化殆尽。另一方面，南亚诸国随着气温升高，蚊虫的繁衍与气温的指数成为正比上升，导致了疾病的泛滥流行，难以控制。到了现在这个时候，人类面临的灾害不是一国、一族的，而是全球的。美国在2009年拍摄的科幻片《2012》，主题是全球的大灾难，人人争看。虽然它只是科幻片，但它其实是在娱乐的外表下预示了人类的前景。因为科学掌握的各种数据显示，由于人类过度发展物质生存条件而无视自然的做法，使得全球性的大灾难现在已经开始进场了。那种第一路向（努力向外求取，征服自然）的文化呈现的弊病，比梁漱溟这个中国学者在90年前理论上设想的更加严重。
因此认真地了解对待东方文化，已经不只是我们中国人振奋国威，提高自信的问题，也远不是什么民族本位主义，或者“新左派”之类的内部话题，它真的是涉及到人类发展的合理走向，乃至有涉人类生存的前途问题。
五、西方当代艺术对东方文化的吸取
如果艺术还有任何长处，那么它应该是敏感，它应该比其他的生活事务更快地意识到人心的问题，人和世界的关系问题。的确，西方艺术界早到50年前，就开始反省艺术中过度求形式的偏颇，而试图寻找新的出路。虽然这反省开始是仅针对艺术式样问题而发的，但这个浅表的艺术风格上的对抗情绪很快把他们推向一个深入的思考：艺术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改变风格已经无济于事了），它为什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滑进限制人的窠臼中？这一想，西方艺术终于和杜尚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独自面对的问题重合了：艺术已经病入膏肓了，它的存在不再是有益的，却成为有害的了。杜尚的小便池虽然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但其中蕴含着极深刻的思想：艺术和生活严重分别，是可笑的，也是有毒的。他于是把艺术弃如敝屣。结果，因为杜尚不高看艺术，不高看艺术家，使得他在所有以艺术为职业的人中，成为活得最轻松从容，潇洒自在的一个人。人们从他身上看到一种生存状态：原来，放下了艺术，取消了艺术和生活的区别，可以活得如此圆融无碍！艺术原不是要助益生命吗？如果放下艺术方能助益生命，那就把放下艺术当主题来做好了。于是，杜尚在默默无闻了很久之后，开始被注意被研究，开始获得极高地位。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远超出毕加索，就因为这个人要扭转的不是艺术风格，而是对待艺术的立场。然后，立场站对了，人和艺术相处就不会被艺术拿住自己了，而是可以对艺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才是在艺术上的彻底翻身解放。这是杜尚这个人所以能在艺术史上具有大价值的全部要点。
不过，严格说来，在60年代，西方对杜尚的研究尚未广泛开始。虽然有人非常欣赏他，他的独特立场也有意无意地影响着一些人，但真正指导西方艺术家们找到艺术新方向的，却是东方文化，它而且是在一个比杜尚的覆盖面更宽泛的范围里起着显著的作用。杜尚采取的立场，无意中正符合东方禅宗的思想（杜尚和禅宗的相似被许多西方学者提到），禅宗所提倡的也正是在生活的一切方面取消分别。在禅宗看来，万物本来平等，却被人心做出许多等级和区别，一有分别，就势必产生对立和冲突，首先让人心变质，跟着生活也一起变质。因此禅宗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平常心”，即去除分别，用平常之眼、平常之心去看待对待生活中的一切，并活在其中。于是，在禅宗那里，没有此一事物高于另一事物之别，当然也不存在艺术高出生活之说。一切皆可以为好，万物各得其所，和睦无碍。这种立场正可以纠正西方艺术长期以来愈演愈烈的分别心。西方艺术在20世纪后半期发生的方向性转变来自东方思想的影响，是越来越成为共识的事情。任何一本描述西方后现代艺术史的书，几乎都会让我们迎头撞上禅宗，躲都躲不过去。
禅宗渐渐进入西方，在20世纪是由经日本人推动的。一个是铃木大拙(Daisetz Teitaro Suzuki 1870-1966)，一个是铃木俊隆(Shunryu Suzuki 1904-1971)。这两位都是真正见性的禅师，都选择了美国作为传播的对象。一个在美国东海岸(纽约)，一个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铃木大拙在西方知识界名气很大，因为他用英文写了很多书。他年轻时习禅，1897年由他的老师宗演禅师推荐到美国，与一个美国学者合作翻译老子的《道德经》和其他佛教经典。在美国中部的一个小镇上住了十一年之后，他发现西方世界对东方民族的想法和知觉十分无知，因此决定要向西方好好解释禅宗。他在1927年发表了英文的《禅论文集第一卷》，此后陆续写出了数十部说明禅宗的书，竭力用英文使深奥的禅宗通俗化。通过他的书，欧美思想界第一次认识到什么是大乘佛教，什么是禅宗。铃木大拙在50年代初，开始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设禅宗系列讲座，他的这些讲座在西方知识界，尤其是在美国艺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我们现在翻开美国现代艺术史，一进入50年代，铃木大拙是一个随处可以碰上的名字，因为很多改变美国艺术走向的艺术家，当年都在哥伦比亚大学听过他的课。
美国目前著名的哲学家和艺术评论家丹托，在50年代初正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而且去听了铃木大拙的禅学讲座。他告诉我们，当时哥伦比亚校园里的师生对铃木大拙的禅宗系列讲座倒并无多大兴趣，但这个讲座却意外地吸引了许多校园外的艺术家。讲座每周一次，通常在傍晚，而讲座设在哪个教室，不必看通告就能一目了然，因为去听讲座的家伙们大部份是艺术家，他们跟校园里的教授和学生打扮举止完全不同。比如女性通常是有些年纪的，长发，衣服穿了一层又一层，还挂着围巾和披肩之类，这种牵牵挂挂的装束让她们看上去显然很异类。这样的异类在哥伦比亚校园内除了在铃木的讲座上出现，断断不会在校园的其他讲座上出现。他们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师生相比， “好像是两种不同的鱼类”。而反过来，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几乎没有一个人去听这种课，只除了丹托。 通常铃木的听众有四十人不到，他们之间互相认识，但丹托不认识他们任何人，因为他来自另一种“鱼类”。
丹托还告诉我们，铃木大拙“并不算一个很有感染力的讲演者，他也不带着圣贤般的态度，他很入乡随俗的样子，这些都很恰到好处，因为感染力和价值自会来自他的讲授内容——禅。” 然而，“他的讲座对我影响巨大……他的禅学讲座对于纽约50年代的知识界和艺术界的风景都是影响非凡的。”【21】
一点不错，铃木大拙的课，对于美国艺术所作的改变简直称得上显著。我们这里只选取音乐家凯奇(John Cage 1912-1992)来说说，就可以看到一条由禅宗影响美国艺术的直接传播路线。凯奇虽是音乐家，却也是用禅宗思想影响西方艺术走向的重要人物。
凯奇是个兴趣多样，不墨守成规的人。他尝试过绘画，作曲和写作，而且在高中时就开始游历世界，增长见识。他这样一个具有开放思想的人，听了铃木的讲座后，立刻就抓住了其中的精髓：活在自然的生命中，而不是活在思想和概念中。而在自然的生命形态里，就不会存在此一物比另一物更好这种分别心了。人一旦去除自己设定的各种分别，就能活在清新、活泼、喜乐、从容、祥和、自在的状态里。凯奇非常欣赏这种立场，从此开始大幅度地对音乐和美术进行改造，企图在文艺创作活动中体现这个立场。比如他的一个最著名的音乐作品“四分三十三秒”，便是一个极端强调自然状态的作品，演奏家在台上的“表演”只是静坐了四分三十三秒，为的是让观众从欣赏人工排列的声音转向倾听自然的声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