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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美国艺术诸课题

艺术中国 | 时间: 2009-08-11 09:12:42 | 文章来源: 北京文艺网

艺术与激进主义

20 世纪80 年代不仅仅是繁荣与过渡繁荣的时代,同时也是遭受毁坏的时代。艾滋病的传播造成了惊人的伤亡,疾病以及人们由此而生的冷漠,对艺术领域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此时一种激进主义的文化逐渐蔓延开来。无论是集体性的组织还是个人,从唐纳德.莫菲(Donald Moffett)到哈林,都将艺术和政治行动结合起来,为同性恋者的权利以及艾滋病的预防而呼吁,不管是在文化机构内还是在街头。当很多艺术家将艺术语言政治化时,菲里克斯.冈萨雷斯.托雷斯(Felix Gonzales-Torres,1957–1996)则开始以诗歌性的作品形式,用极少主义的美术语言去阐释生命、爱、死亡的脆弱与美妙,并且引起了大众的参与。他允许观众将他的作品带回家去,这使他的艺术实践更为平民化,也将他要表达的信息带到了博物馆高墙之外。通过户外招贴板,冈萨雷斯.托雷斯大力宣传他对于同性恋、艾滋病的看法,以及对于大众的关爱。例如1989 年的作品《无题(Untitled)》,这是一幅画在谢里丹广场(Sheridan Square)广告牌上(20 多年前在附近发生了斯通沃尔(Stonewall)暴动),画中开列出了一系列影响同性恋群体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以年代顺序列出,事件本身以及当事人似乎都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他们仍然具有唤醒人们记忆的警示意义。通过这种非常公众化的平台,艺术家为维护这些通常被历史遗忘了的人们的权利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者们也在开辟着多元文化的路径。当欧洲艺术家们重新关注殖民主义的遗产时,对美洲土著人和美国非洲黑人的关注也开始重新浮现。在过去的数十年间,美国的非洲黑人曾经是美国艺术中浓墨重彩的一笔。当我们开始承认并修正由战后主流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片面历史观念时,艺术家们开始果敢地揭露美国过去丑恶的种族主义,以及黑人的隐忍与沉默。从70 年代开始,戴维.哈蒙斯(David Hammons,生于1943 年)就在街头和博物馆从事以黑人文化为主题的艺术创作。他以空酒瓶、沾染了鸡油的袋子以及人的毛发等为材料,不失诗意和幽默地将这些材料摆弄成美丽的艺术作品,以此表示对种族主义的批判,以及对独特的黑人文化的敬意。在他于1986 年创作的雕塑《目标更高(Higher Goals)》中,篮球框由破旧的汽车挡风玻璃和电话棒制成,并用由啤酒瓶盖组成的伊斯兰和非洲风格的图形作为修饰。过去在主流白人的排挤下,篮球几乎是黑人唯一可能的获取成功的途径。

尽管20 世纪80 年代关于种族的政策环境比以往改善了很多,并且街舞等文化也兴起,也出现了成功的黑人文化的领导者如欧普拉·温夫蕾(Oprah Winfrey)。但是1992 年却发生了一群白人殴打一个叫罗德尼·金(Rodney King)的黑人的情况,并且有录像资料。由此引发的骚乱震动了洛杉矶,对O.J·辛普森(O.J. Simpson)明显偏袒不公的判决也清楚表明了美国以前面对的种族不和问题依然存在。很多艺术家将注意力转向奴隶制,以求籍此理解当下的问题。1992 年,艺术家费德·威尔森(Fred Wilson,生于1954 年)举办了里程碑意义的展览“挖掘博物馆”,展览中,马里兰历史协会所藏的很多蒙尘多年的关于美国非洲黑人的内容又重见天日,披露了很多一直被埋没的故事。格林·利贡(Glenn Ligon,生于1960年)的以文本为基础的绘画,取材于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等人创作的作品,这些绘画常常以蜡纸、煤灰等为创作材料,如鲍德温所形容的,煤灰这种采矿的副产品似乎很适合表现美国黑人们的愤怒情绪。

卡拉·沃克(Kara Walker,生于1969 年)的作品,常常表现狂暴的种族虐待以及强烈的性摧残及暴力,这些作品大胆地承认着大多数人更愿意忘却的过去。沃克惯于运用侧面轮廓的构图,这种19 世纪常用的手法容易将人拉回到奴隶制度尚存的美国。公然受到性虐待的女奴,受人歧视的黑人小孩,这些荒谬的景象都有所体现。这些唤起阴影的景象,令人们想起一段永远无法摆脱的历史,而那段历史又是这些二维图像远远不能完全表现地。通过这些作品,沃克在寻求着对陈规地突破。

美国梦

20 世纪90 年代,似乎在很多方面都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美国经济走出1987 年市场崩落之后又开始复兴。比尔·克林顿体现了南方小城的男孩希望当总统的美国人的梦想,他的全民健康计划表明了对贫困的工人和中产阶级的福利的关注,他对于民权的兴趣也促进了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冷战结束,柏林墙倒塌,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结束,民主在全世界迅猛传播。全球化呼唤着国家间更为自由的贸易,互联网和电子邮件使世界变小。当美国梦想似乎要在全世界广泛扩展的时候,美国的艺术家们开始对美国梦想这一概念的确实性提出质疑。卡迪·诺兰德(Cady Noland,生于1956 年)的作品展示了一系列美国的历史素材,包括国旗、牛仔形象、马鞍以及美国汽车文化的残迹。对过度和浪费(如他1989 年的作品《这件作品还没有名称(This Piece Has No Title Yet)》中大量百威啤酒听桶所体现的)的寓意清楚说明了梦想的逐渐分散和消解。越南战争, 帕特·哈斯特(Patty Hearst)的被捕并变为恐怖主义,查尔斯.曼森(Charles Manson)的谋杀,诺兰德的作品再现了诸多美国历史上并不遥远的篇章,而这些都是美国难于面对的。

类似地,艺术家迈克·凯利(Mike Kelley,生于1954 年)、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生于1945年)和罗伯特·戈波(Robert Gober,生于1954 年)等都对家庭价值、宗教信仰,以及建立在美国梦想基础之上的幸福家庭生活的情景,都表示了质疑。例如保罗·麦卡锡的作品《文化哥特式(Cultural Gothic)》,指出了在谷物满仓的美国乡村生活的背后可能会发生什么,如格兰特.伍德的作品《美国哥特式(American Gothic)》所描绘的那样。在麦卡锡版本的作品中,兽行、男性至上、种族偏见,都在被一代一代的传承。他在作品中用番茄酱和巧克力模拟血液和粪便,表达了对受压迫者的拥抱,以及对社会化和主导秩序的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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