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的这次西行，成就了美术史上的孙宗慰

时间: 2021-09-22 09:57:32 | 来源: 艺术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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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宗慰塞上行，布面油画，78 × 67cm，1944年

整80年前，一位年轻人跟随张大千前往敦煌。在尚无人保护的敦煌，他以助手身份，与张大千一起临摹、研究敦煌壁画。在张大千留下的关于这次西行的记述中，对这位助手往往只一笔带过，导致后世在提起这次敦煌之行时，往往淡忘了这位助手——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助教的孙宗慰。

2012年，“求其在我——孙宗慰百年绘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这是孙宗慰的艺术首次在最高美术殿堂面向公众展出，展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让更多人知道了孙宗慰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孙宗慰在重庆，约1940年

在策展人吴洪亮内心却一直有个疑问：为何没有关于孙宗慰的影像资料留存？直到有一次他到苏州开会，偶然在文物商店看到一张老照片，这个疑问才解开。这张照片拍摄于1942年张大千、孙宗慰从敦煌归来在兰州停留途中。照片是张大千、孙宗慰与当地军阀的合影，吴洪亮注意到孙宗慰的脖子上挂着一台照相机。谜题瞬间解开——孙宗慰在敦煌是拍照片的人，影像里自然没有他的身影留存。

虽然对孙宗慰来说，这是一次没有影像留存的考察，但他的收获却是极为丰富的，对于他的艺术影响也是极为深远的。

势象空间《西域西域》展览现场

2021年9月2日，《西域西域——孙宗慰艺术展》在势象空间开幕，这是近年来以孙宗慰的西行系列为主题的最大规模展览，作品主要来自家属收藏，共展出70余件油画、中国画和速写等。

墙上的“孙宗慰西行路线示意图”显示出孙宗慰从重庆前往敦煌的曲折。这次西行的缘由是——1940年初，张大千初赴敦煌，但由于家人接连病逝，不得不搁浅了他的敦煌研究计划。1941年春，在其二哥的葬礼上，张大千与时任中央大学艺术系主任的吕斯百谈起敦煌计划，提出需要带一名写生基础好的人做助手，吕斯百向他推荐了孙宗慰。张大千曾与中大艺术系师生同去黄山写生，孙宗慰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欣然同意。

孙宗慰西行路线示意图

1941年5月，张大千携妻儿从成都动身，飞达兰州，而孙宗慰则从重庆先经由公路达成都，因日军轰炸而乘坐火车先抵西安，然后坐车、骑驴，甚至步行，经过天水到达兰州。

敦煌党河，纸本素描，26×35cm，1941年

敦煌莫高窟修行灵塔，纸本素描，35×23cm，1941年

孙宗慰携带着画具等一路周转，异常坎坷，这反而给他提供了考察沿途风土人情的机会。孙宗慰的导师徐悲鸿号召“艺术深入生活”，这一个多月，孙宗慰深刻地体会了民生，开启了他描绘西部题材系列的端倪。

6月，他们从兰州出发，经永登、武威、金昌、张掖、酒泉等地至敦煌千佛洞。一路上，孙宗慰做了大量的沿途写生，包括风景、人物等。在敦煌，他协助张大千进行了大量的壁画临摹、佛像写生及窟外环境写生，目的是为了给洞窟编号。本是学西画专业的他，迅速掌握了国画技法，而他笔下的菩萨、飞天也并非简单的临摹，往往融入了他的情感，具有了和蔼可亲的神情。

敦煌壁画之飞天，纸本水墨设色，30×60cm，1944年

由于天气寒冷，1942年初孙宗慰与张大千离开千佛洞，在考察榆林窟、西千佛洞之后，奔赴青海塔尔寺。农历元宵节时，赶上盛大的塔尔寺庙会，蒙藏信众近十万人及汉族、回族观光和做买卖的汇集于此。孙宗慰对不同民族各式各样、颜色鲜艳的生活服饰产生了兴趣，以中国画的方法进行了极为详细的速写记录。这些今天看来近乎田野调查式的速写，成为后来他关于蒙藏风情的创作的基础。

展览现场展出《蒙藏人物图（册页）》

1942年5月，张大千力劝孙宗慰重新回重庆任教。因战时车票紧张，孙宗慰在兰州等待了一个多月才买到车票，又恰逢山洪爆发，公路被冲毁，归时遥遥无期。这反而让孙宗慰安下心来，整理此次西行敦煌的画稿，并画成了“藏族歌舞”等油画的初稿。

在蒙藏风情的一系列作品中，作为西画专业出身的他，并没有严格地恪守人体比例与空间透视关系，而是进行了一种充满了律动感的变形，使得画面整体上具有了一种装饰性的形式美，散发出一股浓郁的边疆风情与神秘气息。今天看来，这种现代性的形式美探索仍然不过时。

蒙藏人民歌舞图，布面油画，90×120cm，1943年

这次历时一年有余的敦煌西行对于孙宗慰的影像是巨大的。路程条件艰苦，但他沿途写生、后期创作之中画面的辽阔、人民的幸福却体现出他的心情无比舒畅。直到孙宗慰迁到北平国立艺专任教时，在日常生活中仍然用着藏族的碗筷，戴着藏族的狐皮帽，侯一民回忆说“他是当时院里戴长帽子的先生”。

1946年初，徐悲鸿专门在报纸上撰文称赞孙宗慰的西北题材作品，文末说“倘我国青年，均有远大企图，高尚志趣者，应勿恋恋于乡邦一隅，虽艺术家亦以开拓胸襟眼界，为当务之急。宗慰为其先趋者之一，吾寄其厚望焉。”的确，孙宗慰是中国艺术界西行者先驱之一，在其之后吴作人、董希文、关山月、司徒乔、黄胄等也赴西部写生创作，对中国美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下图请横屏观看】

天津新港，纸本水墨设色，44×213cm，1954年

在来到北平之后，孙宗慰的一系列记录社会风俗和生活场景的中国画与油画，以一种观察者的身份，显示出异乎常人的一种冷静。在新中国成立后，他满怀激情描绘社会主义建设场景，如对石景山发电厂、天津新港的系列写生，既有值得推敲的机器或工程的细节，又有艺术性的归纳与表现，是对社会进程的忠实记录，同时也让观众得到色彩、构图、造型以及节奏、氛围等多方面的美的享受，直至今天仍常读常新。

据统计，孙宗慰一共有十余张自画像，本次展览中展出了五幅。在这些自画像里，孙宗慰特别重视展现出不同的动作姿势、身后的环境，显露出不同的腔调，而唯一不变的是闪着才情光芒的眼睛与紧闭的嘴角。在诸多前辈先生和家人的回忆中，孙宗慰也是一个非常活跃但不太爱说话的人，在他缄默的外表背后，脑袋里全是艺术的才思。

抽烟斗的自画像，木板油画，38x27cm，1944年

据其儿子孙景年回忆：在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之后，孙宗慰非常激动，曾经用色粉笔画了一张色彩缤纷的蘑菇云，张贴在学校一进门的宣传栏里，他还说，若有时间的话，应该用白色脱脂棉粘出轮廓，再撒上彩色粉笔末，效果会更好。环顾1960年代的中国画坛，这种今天被称为“综合材料”的绘画是不多见的，孙宗慰的开放的艺术思路与精微的巧思匠心，可见一斑。

1955年，由于艺术院校调整，孙宗慰转任中央戏剧学院舞台美术系任教。他投身于新中国第一个舞台美术系的教学工作中去，为这个专业的建制做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他并没有留给自己艺术创作太多的时间。1979年，孙宗慰因突发心肌梗塞而离世，享年6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