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0日，国博馆藏“大盂鼎”静待启运往上海博物馆 摄影：许柏成
6月10日，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大盂鼎”启程运往上海博物馆，参加即将于6月18日开幕的“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器特展”。大盂鼎，与大克鼎、毛公鼎在清末并称“海内三宝”，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将珍藏的大盂鼎、大克鼎无偿捐献国家。多年之后，“大盂鼎”，“大克鼎”重聚上海博物馆，与其它19件青铜鼎一起展出。在为期一个月的展出之后，“盂克双鼎”将共同在国家博物馆展出，届时北京的观众也将一饱眼福。
“建党百年共襄盛举 国博上博馆际合作”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现场 摄影：许柏成
6月10日下午，“建党百年共襄盛举 国博上博馆际合作”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国博常务副馆长陈成军表示，此次国博上博互借大盂鼎、大克鼎，并以两件国之重器为核心，在建党百年各自策划主题展览，是中国博物馆人通过展示我们祖先所创造的辉煌文明成就和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伟大贡献，践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的一次极具意义的尝试。这次展览是国家博物馆“不求所藏、但求所展，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的重要实践。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介绍说，“鼎盛千秋——上海博物馆受赠青铜鼎特展”将展出自殷商晚期至春秋战国的有铭青铜鼎21件，均为上海博物馆1952年成立以来，社会各界人士的慷慨捐赠。大盂鼎、大克鼎的故事堪称中国文物天地最壮美、最瑰丽的诗篇之一，从文物的前世今生来看，它们的前世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灿烂辉煌，也体现了中国古代文明尤其是在青铜艺术方面所达到的高度。从晚清以来，收藏家的藏宝和护宝行为中，我们看到了收藏家发自内心的最深挚的爱国情怀，还有对文化传承的那种热忱，那种力量。为配合双鼎互展，上海博物馆将于2021年7月中旬在上海举办“中国古代青铜文化学术研讨会”。届时将邀请数十位国内学者围绕商周考古新发现、青铜器与金文研究、古代文明研究展开研讨。
大盂鼎 （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陈拓）
大盂鼎，铸造于三千年前的西周时期，与大克鼎、毛公鼎在清末并称“海内三宝”，是迄今所见西周时期铭文较多、体型最大的青铜器之一，也是西周早期大型、中型鼎的典型式样，厚重雄伟，磅礴大气，为国家一级文物。
大盂鼎 局部（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陈拓）
大盂鼎通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器壁较厚，两只立耳微外撇，折沿，敛口，腹部横向宽大，壁斜外张，成垂腹状，下承三蹄足。器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端饰有浮雕式饕餮纹。
大盂鼎 铭文（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陈拓）
大盂鼎器腹内壁铸有铭文19行291字，记录了周康王在宗周对盂的一次册命，大致内容是：康王追述了文王受天命和武王建邦的历史，指出纵酒是商朝灭亡的原因；勉励盂效法其祖南公，恪尽职守，夙夜在公；赏赐盂鬯（chàng）酒、舆服和南公之旂，以及奴仆1700余人；盂感念王之册命，为祭祀南公而作宝鼎。这篇铭文作为目前所见西周时期较早的“册命”类出土文献，是研究周初“封建”制度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中国古代文字发展到书法艺术的早期作品，其布局优美，书风瑰丽，是西周金文的杰出代表，金文艺术的典范之作。
大盂鼎 局部（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陈拓）
多数研究认为，大盂鼎于道光初年在陕西出土，几经辗转，为晚清鉴藏家潘祖荫收藏，虽历战乱，但保存完好。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致信文化部门：“窃念盂克二大鼎为具有全国性之重要文物，亟宜贮藏得所，克保永久”，毅然将大盂鼎、大克鼎无偿捐献国家，随后入藏上海博物馆。1959年筹建前中国历史博物馆时，大盂鼎应征北上。从此，双鼎分镇京沪。
大盂鼎 局部（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陈拓）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人员持续对大盂鼎开展研究，不断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作为国家博物馆最重要的展品之一，大盂鼎在基本陈列和专题展览中，作为中华五千多年悠久灿烂文明的代表性物证长期面向全世界公众展出，真正实现了潘达于先生将宝鼎向社会公众展出的夙愿。2004年大盂鼎赴上海与大克鼎聚首，在“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中展出，贺潘达于先生百岁寿辰。
大盂鼎 局部（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陈拓）
陈介祺在给潘祖荫写信时激动难抑地说：“（盂鼎）真三千年来之至宝，成康以后之人，恐即不得见，况秦汉乎，况宋之后乎！今人何如是之幸，斯器又何为而出，殆天之为矣！”
大盂鼎 局部（国家博物馆供图 摄影：陈拓）
著名学者陈梦家曾高度评价盂鼎说：“所见铜器中的重器，此鼎为第一瑰宝。铭文之长虽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为重要而形制厚重雄伟。此器重量不及殷代的司母戊方鼎和大克鼎，而制作精于后者。制作、铭文和体量又都超过虢季子白盘。”有人将盂鼎与同为晚清时期发现的毛公鼎、散氏盘、虢季子白盘合称“晚清四大国宝”，可谓名副其实。
大克鼎 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 潘达于女士捐赠 上海博物馆藏（上海博物馆供图）
大克鼎铸造于公元前10世纪末的西周时期。整器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质朴简洁，有别于商代晚期以来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供图）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了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 （上海博物馆供图）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任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的是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了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